红楼讲堂

与《王蒙的红楼梦》商榷 —— 《“红学之困”的成因》

时间:2016-07-21 09:52:38  来源:  作者:

                      《快读<红楼梦>王蒙评》(冯其庸)

《红楼梦学刊》(195年第四辑)

崔耀华为此而歌

                         宝玉可卿刚上床,名家大家齐登场;

                         红袖啼尽千古泪,冯王二仙托梦长。

                         “痛快半晌说不得”,暗皱眉头细思量。

                         红泪湿透鸳鸯枕 ,两株梨花压海棠。

                         此情世俗能醉骨,遥望红楼枉断肠。

                         雪芹无能作红楼,“宝玉自私无事忙”。

                         公子小姐穷享受,“阶级斗争总唯刚”。

                          二百年来终一梦,说来雪芹也荒唐。

                          我为二仙常叹息,沉酣一梦怎收场?

                          

王蒙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原来又是文化部的部长,现在又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会主席,在十九岁就发表了小说《青春万岁》,可称得上是一位少年英才。近几年来他在《红楼梦》研究上出了一些书,尤其得到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高度评价。现在我就王蒙先生在山东电视台《名家论坛》上的“讲说本”、《王蒙的红楼梦》谈点看法。王蒙先生是部长级国家领导,冯其庸是中国文化部所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是副部长级的政府领导人,又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创始人、《红学会》的终身名誉会长。可以说在主流派红学界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对王蒙先生在“红学”上的高度肯定和评价是不能小觑的。而且冯其庸先生也是国家十分重视的学者。著名红学家严宽说,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曾拨给冯其庸一笔红学资金,竺琳问冯:“给你的钱花完了没有?”冯说:“我三辈子都花不完!”据说2014年文化部还奖励了冯其庸一百多万元。无论做什么,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不像我们,买支笔的钱都困难,所以我来评论王蒙和冯其庸的红学,自己都感到有点不知天有多高,海有多深。而且我亲自拜访过冯其庸先生,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学者。我拜访他时,在场的还有他对门的一位教授,我记不清了,大概叫“吴贾凤”吧!当时因为我的第一部红学《红楼探幽》刚出版,全国二十多家报纸都给予高度评价,如人民日报国内、国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信报、广州、上海、天津等等,北京日报就报道四次,而且也是开国以来到至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第一次对一个红学研究者给予报道和好评。当时是罗京播的,骆红采访的。冯其庸先生对此很不满意。他说:“我对《红楼梦》研究了几十年了,现在一些红学著作我没有必要去看,不会有什么新东西。电视台和报纸也是不正之风,胡乱来。”当我说到有的著名作家和社科院的学者给予好评时,

他说:“他懂什么是红学,知道《红楼梦》是什么?也是不正之风。”

不过我看了上海《东方早报》、《东方网》在2013125日对以冯其庸为首的红学主流派等人的批评,我觉得大家讨论一下,对《红楼梦》的研究是有好处的。我们把20131212日《东方早报》周泽雄先生的文章《“红学之困”的成因》一文全文引证如下:

 

 

 

 

上周四(12月5日),《东方早报》文化版以三个半版面的篇幅,聚焦“红学的当代困境”。我读完时,窗外已是满天尘埃,一场惹人不安的大气污染,正突袭上海。一个疑问遂不请自来:间歇性的都市雾霾不日自会散去,世纪性的红学雾障,何时得见云开日出
以《红楼梦》之伟大,注定了“红学”不该有“困”,故“红学之困”不等于“红楼之困”。《红楼梦》是一部值得学者倾尽毕生心力的作品,她近乎无穷的丰富多 样性,定将给予研究者源源不断的回报。西方文学界也是如此,在莎士比亚研究中误入歧途的学者何止百千,但“莎学”作为一门文学课题的经典价值,光芒恒在, 断不致随泥沙而俱下。就此而言,讨论“红学之困”时避免伤及“红楼”,应是一个必要分寸。须知“雪芹”之名原具“出淤泥而不染”之意,蹩脚研究者制造的大 量糟粕,焉能损其分毫。
也许有必要重温一个常识:一位作家过于伟大,就必然会衍生出大量八卦研究和愚蠢致敬。此乃人性使然,对大自然也是如此,比如,盛行于世界各地的太阳神话, 今人固然不妨以宗教和文化的名义善待之,原其初始,不过是些太阳八卦而已。西方文学的至高远祖荷马,早在公元前六、七世纪时,就催生出八卦热,接连有七座 希腊城市声称是荷马的故乡。作为对照,当代红学家则为曹雪芹的祖籍奉献了“武阳”“乳山”“丰润”“辽阳”等诸种互不相容的意见,让人不知该钦佩还是轻视 他们的努力;倘钦佩过度,他们或许抖擞精神,再贡献出若干可信度不足5%的假说,把所有

人弄傻。
说到“愚蠢致敬”,《伊利亚特》里出现的一份船舶清单,早在苏格拉底时期就被笃信不疑,伟大的改革家梭伦通过吟诵荷马诗句,甚至赢得了一场诉讼。——这类 笃信和吟诵算得上文学研究吗?当然不算,站在文学角度,它们概属“愚蠢致敬”。在现代中国,最有资格享受“八卦研究”和“愚蠢致敬”的人物,非曹雪芹、鲁 迅莫属了。这是文学伟人特有的副作用,寻常作家还不配受此折磨,所以,我们对于红学家制造出的海量八卦(它们无不伪装成学术的样子)最好看开点。同时认 定,八卦研究就像空气中的细菌,不足道也不可免,它们固然不属红学研究的正道,但也无伤大雅,无关宏旨。如刘心武先生独家奉献的“秦学”,至少还有聊博一 哂之功。
结合我对“红学之困”专题的阅读心得,兹斗胆归纳红学之困的三大病因:一,与权势挨得太近;二,可疑的衙门习气;三,与文学隔得太远。

现代红学的奠基者,理应公正地归于王国维、胡适等人名下,但红学在他们手上并无困厄,相反,他们还是红学兴盛的助推者。作为一种困境的现代红学,始自上世 纪五十年代,背景充满了政治性。86岁高龄的李希凡先生,他在1954年与同学蓝翎合撰的两篇红学文章,引发了毛泽东的极大重视,这种重视,必然伴有挟雷 裹风的运动式战略,眼光也必然是政治性的,俞平伯先生随之应声而倒,不过是这场运动的小小前奏。89岁高龄的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虽然年近半百才涉猎红 学,但他写于1973年、以北京市委写作小组之名“洪广思”发表的《〈红楼梦〉是部写阶级斗争的书》,仍然与权势挨得太近。类似性质的檄文(它们的确更适 合称为檄文而不是文学评论)一度层出不穷,以一种大跃进的方式哄抬了现代红学,也预示了该种红学的困境。
“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于1980年,它虽然不是一个政府机构,奇怪的是,人们的印象并非如此。一位青年作者被问及为何不敢公开表达红学异议时,答 说:“我人微言轻,不敢接触这些论争。”听上去就像村民不敢冒犯村长。坊间甚至有过这种传闻:“新版《红楼梦》需要让红学家审核剧本,不通过就不盖章,不 盖章就没法拍。”可见,红学会虽然不是衙门,但它确实曾被看成一座衙门。不知红学界人在拊掌大笑或拍案痛斥之余,可曾有过些许羞赧。毕竟,学者的荣耀无须 借两尊石狮子来彰显,真正的狮子也不会借一身将军戎装来衬托威严。衙门之于文学,连鸡肋都不如。
笔者虽不时写点文学评论,读现代红学家的文章,却很少萌生同行之感。他们进入红学界更像是误打误撞(不少人也确实如此),他们从事研究的方式要么像田野考 察,要么像摩挲实验室试剂,我总疑心他们穿着白大褂。他们对于曹雪芹家世及生卒年月的考证永远兴致勃勃。的确,欲进入红学界,同时又成功地规避更耗心智的 文学研讨,再没有比整天考证生卒年月更方便的了,正如欲减少脑力劳作同时又营造伏案工作的假象,再没有比整天趴在书桌上誊抄《十三经》更凑趣的了。已故红 学家周汝昌表示,自己“用于研究《兰亭序》和书法的工夫一点儿不比《红楼梦》少”,让人哑然,这也太挥霍、太无视效率了,一篇《兰亭序》连四百字都不到, 钱钟书曾一瞥之下,就指出其中大量文理错乱之处。若干红学家在琐屑考证方面体现的澎湃动力,或许折射出他们文学意志上的慵懒,而红学首先是文学。
红学之困的成因里已然包含了脱困之道,纠正南辕北辙的方式恰是南辕南辙,即:远离权势和机构,回归私人热爱,回到文学本身。倘如此,红学何来困厄?

 

冯其庸先生是当代红学主流派的领军人物,是受到国家重奖的官员。王蒙先生是否在此之列,当然是,而且比冯其庸高出一个级别。冯其庸先生为什么赞颂王蒙先生的红学呢?因为二人在《红楼梦》的主题上是不谋而合,二人都属于“爱情悲剧论”。只是王蒙先生把古今中外爱情故事、爱情小说都盎括进去了,又加上自己对爱情的种种体会。说好点是对社会有感染性,说得本质些,它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和蛊惑性。用王蒙先生的话说:“这可抖搂开了。”人在极兴时,会有极大的想象能力。有如:汉武帝从大月氏得大宛马,兴而作歌,饮酒二斗,夜大

兴,二妃由此得奇趣,梦中化为“二马”,命东门京以铜铸成“铜马”,立于宫院门前,今之呼之“金马门”,以标永世。

王蒙先生这“一抖搂”,对《红楼梦》在解读上和用词上就有些頗偏。如他在山东电视台讲座时第四讲:《贾宝玉的性启蒙》中是这样论述的:

他说宝玉,“他是在侄媳妇,美丽聪慧,袅娜纤巧,温柔和平的秦可卿的卧室里进行的,是在秦氏床上进行的。……本身就令人心跳头眩、甜丝丝、亲蜜蜜、软绵绵、舒服服的。

这样文艺化的性教育充满了女性的美丽,充满了语言的美化。什么叫文化?……同样一件事,以粗话脏话表达之则粗而脏,以经过修辞的美言诗句表达之则感觉迴异。男女之事,可称为‘ 操×’、‘顶入’、‘配种’、‘干’、‘偷情’、‘睡觉’、‘巫山云雨’、‘颠鸾倒凤’、‘恩爱’、‘轻薄玩弄’、‘糟蹋’、‘一夜情’…

王蒙又说: “‘仙袂乍飘’(近似解裤带腰带的修辞)、‘靥笑春桃’‘榴齿含香’(有欲吻的修辞含意)、‘花容月貌’(脸蛋儿的修辞)、‘一缕幽香’‘群芳髓’(鼻子嗅觉的修辞化,西方生理学者认为男女互相吸引中嗅觉作用最大)、‘风月情浓’(性吸引的修辞)、‘柔情缱倦’‘软语温存’(做爱的修辞)……如此这般,……是人类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性生活的一大进展。与一个毫无性审美情趣的人做爱,与跟一头驴子做爱有什么区别?……那些在爱情与事业上不怎么如意的读者们啊,多读小说吧,尤其多读几遍《红楼梦》吧……”

我们说,王蒙先生说话坦诚直白,很有风趣。但王蒙先生对《红楼梦》的解读仍然是隔岸观花,梦中作乐。仍然是不辨其真伪。

贾瑞就是因为“正照风月宝鉴”而丧了命。现在的刘心武先生何止只是“正照风月宝鉴”呀?他更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一边想着秦可卿赤条条地骑在贾珍身上,一边读《红楼梦》。这样不丧命才是怪事呢!

我们说过,从《红楼梦》的“经书说”去解读《红楼梦》,书中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是写男女两性之肉淫的内容。王蒙所说的这些内容和所说的话,都不是书中原有的论述。都是由感而发,由衷一泄而已。

艺术研究院的冯其庸先生,在1995年《红楼梦学刊》上载文大呼:《快读<红楼梦>王蒙评》一文说:对王蒙的论述,读了“痛快、解气、够味”,“一下被他抓住了,半晌让你说不得”。王蒙先生和冯其庸先生可以说是同床共枕了!

文学家的想象力是很强的。王蒙先生一共用了十二个有关两性关系的词,可谓是插花弄柳,风吹花舞;巫山云雨枉断肠,可怜飞燕倚新妆了;连现代风流女子的三点式都是多余的了。王先生对宝玉和秦氏这一节,在男女两性关系上一共总结了十二种方式和用词,有的话甚至只有在夫妻做爱时、处于高潮时才可能说的话,让人难于启齿。在后面分析时,我们会来个大扫除。对冯其庸先生,我们也要撒点除虫剂。

我要是没记错,王蒙先生已经八十二岁了。冯其庸先生好像年岁更大一些。白居易八十二岁时还娶了一个二十八岁的小妾,他的朋友赞叹他老枝横发写了一首诗:

二八少妇八二郎,二人携手入洞房。

 锦水湿透鸳鸯被,一株梨花压海棠。

白居易一生风流倜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所以王蒙先生作为一个文学家,开拓一下想象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东方早报》、《东方网》把王蒙先生和冯其庸先生这些官员们说的“连《红楼梦》的门都没入”。早报甚至连艺术研究院这个官方专门研究机构也一同给贬斥了一番。大半是王蒙先生把插花弄柳的地方没选择好适当地方吧?如:


王蒙先生说: “‘仙袂乍飘’(近似解裤带腰带的修辞)、‘靥笑春桃’‘榴齿含香’(有欲吻的修辞含意)、‘花容月貌’(脸蛋儿的修辞)、‘一缕幽香’‘群芳髓’鼻子嗅觉的修辞化,西方生理学者认为男女互相吸引中嗅觉作用最大)、‘风月情浓’(性吸引的修辞)、‘柔情缱倦’‘软语温存’(做爱的修辞)……”,按这种解释,女孩子在夏天千万不要穿轻薄的上衣和裙子了,也千万不要在人面前笑和露牙齿了,等等。对此我们简单说几句,详细见后面。


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太虚”是宇宙、世界的意思;其中的《仙妃赋》“仙袂乍飘兮”等等句子,是曹雪芹抄袭历史上曹植的《洛神赋》而来。后面我们会讲,《红楼梦》中的北静王就是曹植。曹雪芹崇拜北静王就是崇拜以曹操为首的法家思想,而且曹操是曹雪芹的远祖。书中的“秦氏、乳名兼美、小名秦可卿”,其中的“秦可卿”就是第一回说的“神瑛侍者”:宋神宗、宋英宗身边的一块石头:“王安石”投胎入世的化身,。王安石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最大的改革家,他最崇拜的是老庄思想,因为他是伟大的法家人物,所以冠以“秦”字。冯其庸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校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校遍本中,把“赤瑕宫”之“瑕”字,改为“霞”字,这一字之改,把整个《红楼梦》的时间、地点、故事背景完全篡改了。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说《石头记》“记石头”和为什么叫《石头记》。王蒙先生也把“通灵宝玉”和“神瑛侍者”混为一谈。


王蒙先生和冯其庸先生,不知道“神瑛侍者”,不知道“赤瑕宫”,所以他们也不知黛玉是何人,何事;就不知道作者为什么用“三生石”之典故的重要意义。等等。所以冯其庸、王蒙先生,只能在爱情的苦海中挣扎。 


以冯其庸、王蒙为首的红学主流之流派的爱情悲剧说,是当前现代红学中影响最大、最广,对如何解读《红楼梦》破坏性最强,对社会负面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不解决“爱情悲剧说”对解读《红楼梦》造成的破坏性,《红楼梦》就永远是一个所谓的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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