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回应时代的召唤

罗如春（以下简称罗）：金老师您好！您是国内文艺学、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1]，受《文化研究》杂志委托，特此对您作一专访。首先可否简要谈谈您迄今为止从事文化研究的学术道路，特别是如何从文艺学转向以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研究为主的学术道路的？

金元浦（以下简称金）：我从文艺学转向文化研究（但并不是放弃文艺学），后来又转向文化产业研究既是世界文化发展大势所趋，也是自身发现并顺应大势、自我选择之路。

当年兴起的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研究最初可以说是由文学研究发动的，这首先是由文艺学学科的本性或特点——它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理论革命”形成的创新思维的敏感性、先锋性、革新意识，以及深厚的批判传统所决定的。正如你所说，我们这里谈的“文化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谈的对于文化的研究（study of  culture），而是特定概念意义上的大写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前者作为一个特殊概念，主要特指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传统，以及后来更广泛的后学研究。它主要利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学”和女性主义，以及伯明翰学派等大众文化研究领域新的理论资源，对于文化文本进行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批判。而后者则是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所进行的一般性研究，比如对某个民间文化、地区文化、官场文化、传统文化的研究。[2]在西方，20世纪新批评等文学理论曾引发一轮一轮的社会思潮、社会变革。在中国，它也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超载地发挥了思想解放先锋的作用，并在这二十多年里，一再地引领最新的社会思潮，并提供给理论界以及当代社会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这是一波影响世界的大潮，大潮一旦涌起，便具有了强大的势能。站上潮头，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是我们改革一代的梦想。

其次，文化研究从一发端，就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最初影响文化研究发生的大多是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推动创立英国文化研究的威廉姆斯、霍尔、霍加特、汤林森最初都是文学批评家或文学理论家。其后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者，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者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东方主义或后东方主义研究者赛义德等也都是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出身。后来在美国倡导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詹姆逊更是文化研究的大推手。而早期的利维斯、弗莱、阿尔都塞等已关注文化、文化无意识、文化结构与文化政治等。

我曾在澳大利亚与著名文化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专家约翰·哈特利教授有个很认真的对话，谈论全球文学研究如何走向了文化研究，又转向了创意产业。他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约翰·哈特利是英国文化研究的第二代学者，他曾参与费斯克课题，撰写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理解大众文化》。他告诉我，他当年是学习莎士比亚戏剧的。但不同于我们通常的理解，他一直认为莎士比亚不是高雅文学，而是流行戏剧，流行文化。他的莎剧研究关注的是其创意的想象力和它为什么会广泛流行。他说“传统的文学系不喜欢流行文化。我研究大众流行文化和创意想象力，我必须走出文学系来开展研究。”他是从研究文学走向研究文化：大众如何使用语言，如何娱乐，思想如何传播、大众如何参与社会变革，后来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创意产业。

罗：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开创者之一，据我所知，您在“文化研究”的学术道路上不乏险阻，但仍顽强保持着先锋的姿态，开拓出一片片学术的崭新天地，可否谈谈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

金：从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的转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当时文学理论（文艺学）研究界仍然沉浸于“内部研究”，文学的文本研究、形式研究等的文学之为文学的自身规律的研究以及审美论的研究，我自己也亲身参与和推动了这一研究。但是，伟大时代的巨变似乎容不得我们只坐在书斋里，只探讨文学的形式、技巧、结构、等等。虽然自己本身作为内部研究前沿的学者，对在中国进行内部研究的必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但我还是在2000年提出了“文艺学的越界、扩容与转向”的新的命题。这一命题甫一提出，便遭到全面批评。很多学者提出，我们好不容易从工具论、从属论和庸俗社会学向内转，走向了内部研究、审美论研究，你们又提出“文学走向文化的转向”，很多人难以接受。

我当时特别强调我们不是又趸来一个西方的什么“新货色”，而是强调：“文化转向”理论的提出首先是从中国走向全球的实践角度开始的。随着中国日益开放，打开封闭国门融入世界，我们必须从新的全球视野考虑中国问题。从世界来看，新世纪的文学发生了从语言论转向到文化的转向。这种变化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全球化背景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日益进入我们生活的中心。电子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大众文化走向前台，城市文化快速传播与蔓延，时尚文化大批量复制，采用了浪潮式的运作方式。视像文化占据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在这样一个读图时代里，视像（镜像）已反过来影响纸媒质文化。网络文化正在逐步改变着我们的交往方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因此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极大增加，人们除了对书籍的需求之外，更需要音像、影视、网络艺术等视觉文化产品，对娱乐服务、旅游服务、信息与网络服务的需求。即使物质层次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的文化化、审美化了。我一再说明，是中国当下的现实发展已经提出了迫切的需求，我们必须予以回答。我们不可能等把文学的内部研究研究透了，再来关注当下文化集聚转型的变化。

其实，坚持文化研究，提出文化的转向，推动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旗帜鲜明地为大众流行文化正名，深刻讨论全球化与后现代对现实中国的意义，我和朋友们的确遇到了不少批评、指责和抨击。但我始终认为，每一个学术转型的历史关口，都需要我们以不惧艰险，不怕污名的精神去探路。我选择站在学术前沿，我“创”故我在。这正是一个学术人的“天职”。因为，探索着是幸福的。

罗：我记得您当时写了名为《别了，蛋糕上的酥皮》的论文，形象地表明了你对固守于精英文学/纯文学研究的态度。从文学自身的角度来看，这种文化的转向是否也有其内在的动力呢？

金：是的，中国文学研究迅速走向文化有其特定历史时期范式转换的内在动力。这篇文章的题目来自斯图亚特·霍尔的论断。霍尔说：“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文化，引注）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通过市场营销、设计以及风格，‘图像’提供了对于躯体的再现模式与虚构叙述模式，绝大多数的现代消费都建立在这个躯体上。现代文化在其实践与生产方式方面都具有坚实的物质性。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3]我借用了霍尔的“蛋糕上的酥皮”来表达文学研究在范式转型的宏大社会背景下不能只有纯文学的“内部研究”。

世纪之交文学艺术的文化的转向中，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文学走向哪里。一些学者的最大疑惑是文学本体的消解或消失：我们经历了20余年的拨乱反正，我们好不容易回到了文学的本体，怎么文学又向文化转向？转向文化，结果文学中什么都有，惟独没有文学本身。自律的文学哪里去了？

我当时认为，坚持文学自律性的前提是文学具有清晰明确的边界。然而当前范式转换时期大众文化、青年流行艺术、影视文化、图像、传媒、网络文化等等的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说这是文学，那不是文学，除非我们闭着眼睛，仍然固守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要问，文学的边界是固定的吗？

我坚持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从来固定不变的文学。而独立的文学学科则是在18世纪以后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建立才逐步完善起来的。同样，文艺学内所包含的文学的体裁或种类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学的边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变动中。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更小的类型，都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传播时代“加入”文学的阵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的“主打”类型也是不同的。在西方，古典主义时代，文学的主打类型是戏剧，19世纪，文学的主打类型是小说。在中国，戏剧、小说正式入主文学研究，登堂入室已是很晚的事情。因此，重新审视文艺学的学科构成，并依据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有所扩容，有所变更，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必要的。

而且，小说作为文学的主打方式缘于传播媒介的巨大变革。工业革命带来了印刷业和造纸业的巨大发展，纸媒质带来了传播的革命，由之产生了公共领域的变革，也由之产生了文学样式的变革，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才成了19世纪以来文学的主打类型。今天，电子媒质引起的传播革命，又一次引起了文学自身的变革。文学面临着又一次越界、扩容与转向。一大批新型的文学样式如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网络文学，甚至广告文学，一大批边缘文体如大众流行文学、通俗歌曲（歌词）艺术、各种休闲文化艺术方式，都已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由文学而及文化，更多的新兴的文化艺术样式被创造出来，成为今日文学-文化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我所提出的文化转向是基于当代社会的审美活动巨大变革。今天的文学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的界限和范围，从某种程度上看，今天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泛艺术门类的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MTV、KTV、电视连续剧、网上游戏乃至时装、健美、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中国美术馆、北京音乐厅、首都剧场等），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中。就是帕瓦罗蒂的经典歌唱也已在容纳数万人的广场进行。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艺术与美的大众化曾经是数代美学家、艺术家的崇高理想，因此，当代文艺学研究不必固守原有的精英主义苑囿，而应当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新的审美现象，这是文艺学文化转向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传统内在本质论作为文学区别于非艺术事物的根本特征，作为文学自律性的根本依据的观念，的学科范式转换的历史关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所以，“是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要求，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视像文学与视像文化，关注媒介文学与媒介文化，关注大众文学与大众流行文化，关注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关注性别文化与时尚文化、身体文化，而文艺学则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比如读图时代里的语言与视像的关系，全球化条件下网络文学与文化中的虚拟空间，媒介时代的文学与传播，时尚时代文学的浪潮化、复制化与泛审美化，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性别文化、少数族裔文化以及身体文化。至少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应及早进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的工作程序。”[4]

罗：作为一种理论、实践与方法，西方哪些类型的学者开始进行文化研究？您在从事文化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受到哪些文化理论资源的影响？

金：文化研究主要有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伯明翰学派为首的英国学派一直处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以霍加特、威廉姆斯、汤普森为首的伯明翰学派三大奠基人物，以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斯图亚特·霍尔（他曾被誉为“文化研究之父”）为代表的文化研究，拥有自己的传统和模式，比如卢卡契、葛兰西、布洛赫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到女权主义和精神分析文化、到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在英国，文化研究历史悠久，产生于伯明翰流派之前的阿诺德主义、艾略特主义，特别是利维斯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法国、德国及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具有丰富的传统，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不少理论资源。

文化研究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尽管都有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却似乎很有些互不相容的。英国文化研究所提出的大众文化理论一般都藐视或丑化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讥讽为“精英分子和杰出人士”，认为他们忽视了对文化研究方法和事业的关注。这的确有一些事实依据，也有不少的误解，两派之间的对话长期滞后。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引起人们很多的争论，是因为他们坚持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二分标准，站在精英主义立场上，认为大众文化不同于“真正艺术”的理想模式，而把批判、颠覆和解放的特征仅归属于高雅文化的“特权”，认为所有的大众文化都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必然产生欺骗被动的大众消费者的后果。这一观点越来越遭到学界的批评和反思。人们认识到，应从整个文化的范围来看待批判和意识形态因素，而不应仅把批判成分局限于高雅文化，却只把通俗文化看成具有意识形态性。实际上，大众文化作为平民文化，天然地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而从某种角度讲，精英主义高雅文化恰恰缺乏艺术反抗和解放的基础。法兰克福学派应该用一种更为统一的模式来分析文化，用相同的批评方法去研究所有的文化产品，从歌剧到流行音乐，从现代派文学到肥皂剧。当时我们在《文化研究》上翻译了澳大利亚金迈克的文章，他直接嘲笑维护精英主义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法兰克福的哀鸣”。

英国文化研究则摒弃了这种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通过关注媒介文化产品，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某些局限，也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被动观众的内涵，设想出了主动的具有创造意义的文化的大众参与者。而瓦尔特·本雅明则成了它们沟通的桥梁。本雅明虽然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但并没有真正成为该学派的核心，作为一个出发点或纽结点，他从媒介文化的研究入手，看到其解放的潜力，并提出了主动观众的可能性，深刻影响了文化研究的主将。在他看来，就像体育比赛的观众越来越对裁判的作用做出判断一样——因为他们能够亲自评论和分析某些体育比赛，电影观众也同样能够成为评论的专家，并对电影的意义及意识形态进行剖析。以这种积极参与者的概念来引导观众整体把握媒介影响，就避免了文化的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对立，也避免了法兰克福学派与文化研究的对峙。

尽管两派在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仍然有许多推动两派之间对话的共同之处。美国批判理论家凯尔纳就认为，两派之间的差别和分歧通过对话而接位，很可能产生富有成效的效果，两派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克服另一派的不足和局限。“双方的接位能够产生新的视角，并将有利于推动一种新的朝气蓬勃的文化研究。所以，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在方法上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并以新的形式接位在一起。”[5]的确，我们可以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关键立场中发现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重要的特点，以及两派都拥有的一些共同的观点和不足之处；所以，二者的对话、交流、接位与互补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从广义的文化研究讲，它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是后结构主义。在后结构主义中，福科的知识考古学、知识系谱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鲍德里亚的文化仿真理论、后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如拉康、德勒兹、加塔里等，都对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1987年，理查德·强森（Richard Johnson）发表《究竟何谓文化研究》一文，就认为文化研究与新历史主义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后－后结构主义”的运动。[6]可以说，后结构主义理论不仅仅构成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提，实际上也成了文化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罗：很多学人谈到文化研究都是专指英国文化研究，您也关注美国的文化研究，并关注文化研究的美国学派，这在学术史上是怎样定位的呢？

金：文化研究学术史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英国文化研究与美国新历史主义的联系与区别。过去单纯地把文化研究说成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专利，现在看来是不够完整的，蒙特洛斯就在文化研究内划分了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并以之来进行分析。蒙特洛斯区别道：“英国的‘文化唯物论’始终是一个处于边缘的学术话语，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一个取悦于美国人对事物的商品学科的术语)正在成为最新的学术正统与其说它是一种批评，不如说它是受意识形态支配的主体。”[7]总之英国的“文化唯物论”强调文化中的政治作用和社会阶级关系的阐释力量，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但始终未成为英国文学批评之主流。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则更重视分析文化中的语言叙述或表述，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等已成为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新的批评潮流，影响深远，渗透到各文学研究领域，与读者反应批评交错汇合，展示了比读者反应批评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现实景观。

以詹姆逊为首的美国学者的文化研究其实有更大的实践性和影响力。90年代初在伊利诺大学召开的盛大的以大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可以作为文化研究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这次大会聚集了世界各地数百名各种不同专业哲学、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学者，其中包括德里达等一批当代学界巨子。会后，由会议主持者劳伦斯·格洛斯伯格、卡里·奈尔逊和保拉·特雷其勒合编了一本论文集，收入了38位发言者的论文，题名《文化研究》（1992）。此书出版后，引起学界一片轰动，詹姆逊也在《社会文本》上发表了4万余字的长文《论“文化研究”》[8]。文章针对论文集中的一些论文及其作者，对文化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析。

而后澳大利亚学者成为这种大文化研究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他们是一批有英国文化研究的二代、三代学者构成的文化研究-创意产业研究群体。他们著书立说，编辑各种“文化研究读本”，这种新的文化研究是以当代全球化变革的当下现实为依据的。此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港台和大陆相继兴起文化研究热潮，形成与国际潮流相呼应的全球化形势下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成了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一种更富实践意义的交叉性超学科的研究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讲，把文化研究的学科指向概括为“总体性”追求，有一定的道理。

罗：您早年和陶东风先生共同撰写的《阐释中国的焦虑》[9]和《文化研究在中国》[10]中的论文对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关系做了很多阐释。你是怎样回答“转向文化，结果文学中什么都有，惟独没有文学本身。自律的文学哪里去了”这个问题。究竟是文学研究变成文化研究了，或者文化研究代替了文学研究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究竟有什么关系？“阐释中国的焦虑”还有哪些？

金：文化研究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和现实实践发展的需要所致，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我所主张的文化研究和文化转向，并不是一些学者所批评的是不要文学研究，不要审美研究，不要文学的内部研究了。我将当下中国发生巨大的社会转型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内部研究转型的悖论式难题进行了再思考。中国在十年时间里将西方及俄罗斯（苏联）东欧各国百年间的各种观念、思想和理论平面集成式的并存译介或接受下来。其中对形式的文本的内部研究的研究最为缺乏。笔者也曾在80-90年代主张加强这一研究，补足中国文学理论的这一缺失与短板。但是，接踵而至的两大思潮和变革打破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宁静的书斋式学术研究，而进入了更为剧烈更为广泛的社会变革之中。两大思潮中，西方文化研究是90年代基于学术性社会关注的偏于观念性思潮性变革，其后，世纪之交另一波由媒介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互联网和全球化引起的更大的文化转型席卷而来（文化研究可视为其先期引发的重要预演）。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化转向的提出，是在充分考虑当代中国融入世界的全球性开放性诉求，现实中国在信息技术革命、媒介革命的强力冲击，社会的代际转换和整体文化的跨界融合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它不能仅仅局囿于形式、文本、内在研究的文学研究之中，也不能摈弃与文学研究关系密切的文化研究及诸亚文化研究。这样，过去西方式线型转换的文学研究范式就被包容式、多样性、共存式的立体化多元共生模式所替代。

从这一基点看，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并没有在文化的转向中丧失自身，文学的跨学科的努力，转向文化的开拓都是基于文学本体的基点或立足点，面对文化这个包含原有文学的边界模糊的庞然大物，面对这一众多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共同对象，文艺学的文化研究仍然有其不同于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历史学的学科视野和学术切入角度，仍将逐步重建本学科的独特性或特殊性。

当然，这一转向，不是简单地回到文学的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理论，更不是回到已被我们抛弃的庸俗社会学。而将携带着文本中心时代所谓“理论革命”的全部成果，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形式主义的、新批评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叙述学的、后结构主义的仍将作为丰厚的理论资源成为文化转向的一个必要前提。而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后殖民、女性主义、当代媒介文化则是它所由发生的理论的和现实的基础。文学的“文化的转向”是又一次创新，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是文学理论困境中的又一次突围。

勿庸置疑，新世纪的学术转型是在社会转型、范式转换与学科重组中重新确定边界的过程，是文学研究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开拓新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面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缘化现实，我们理应给文艺学的变革以更大的耐心、热情，更宽容的机制和激发创新的良好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就像文学研究并不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也并不只是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作为学科大联合的事业，是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文献学，甚至经济学、法学所共同关注的对象。它的出现是社会巨大转型的产物；是文化在当代世界社会生活中地位相对经济、政治发生了重大跃升的产物；是人文社会领域范式危机、变革，需要重新“洗牌”——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厘定学科内涵与边界的产物。如同当下文学“本体”的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共展并存、多样共生极大丰富了文学自身的研究一样，文化作为各相关学科共同面对的巨大对象，自身也是多观相、多维度，多层次、多侧面，立体的、复合交叉、有机融合的。实际上，文化作为对象，它在本质上具有直接同一性，是多样统一的。它不是为学科研究而剖分、区划或存在的，而是自在的、浑整无分的、不断变化发展的。这种浑融的多样性是它的本然状态。正是为了把握它和研究它，人们设定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路径。19世纪以来学科的精确划分起因于工业革命以后大学教育的普遍建立，专业分工的现实要求和学科研究制度的逐步完善和确立。而学科制度的建立是人们认识把握对象的需要，它是一种主体的假设，一种筹划或投射，一种框架的设定或到达对象的途径、角度的选择。文化研究本质上的多样性，呼唤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治理”——形成由不同学科切入，遵循不同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多元话语方式。因此，文化研究是多种范式指导下的各种不同的话语形成的共生并在又相互对话、相反相成的集合形态。每一种文化研究的话语方式往往都相对于文化这一巨大对象的某一层次，某一相位，某一侧面或某一维度；相对于某一语境，某一特定历时时段，采用某一特定的方法，从而揭示对象的部分特征，获得阐释的有效性，并具有相应的真理性。各种不同话语——文艺学的、社会学的、美学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会通与集合，它们之间的由部分而整体、整体而部分的循环，引导我们不断接近当代文化的本相。可见，文化研究不可能由文学研究“独霸”或“独占”的。

罗：自新世纪以来，国内文化研究日益学科化、学院化和体制化趋势似乎有增无减。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研究”学科化、学院化的前途？在当代中国，继续做“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和困局都有哪些？

金：上一世纪90年代，西方各国在语言文学系（或社会学系、传播系等）纷纷设立了文化研究的学科或教学体系，如在美国众多大学都如此。1992年作为具有美国学科设置指导性质的《现代语言文学研究入门》基本规制，就将文学研究学科分为三大部分：语言、文学、跨学科与文化研究。这就明确了文化研究证实进入学科体系。

语言及其构成

    语言学

    语言、文化和社会

    语言习得与语言学习

    修辞及其构成

文学研究：文本、阐释、历史、理论

    文本研究

    规范性与文本性

    文学阐释

文学史研究

文学理论

跨学科和文化研究

    学科互涉研究

    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

    “种族和少数族裔研究”

    “边界”研究：性别和肤色的交叉

    文化研究[11]

这和我国以文学院系为主的学科基本规制是一致的。1900年代后期，专业性的文化研究学术刊物、研究中心、学术网站、文化研究系科以及高研院纷纷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纷纷设立文化研究硕士、博士招生方向。同时，文化研究走向跨学科的协同研究，大学的文学、艺术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历史学、哲学等都纷纷从不同角度介入了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曾经受到严厉质疑：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独立的文化研究中心都撤并了，你们还搞什么文化研究。的确，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后来合并（回归？）到社会学系了。但是文化研究却没有消亡，它依然有着自身重要的历史使命。其实，文化研究一直处在变动中，从来没有固定化。它本身就是过程。英国的文化研究就随着时间和语境发生了变化。第一代的文化研究者大多是文学研究者或文学批评家，第二代的文化研究者多集中于传媒研究，第三代的文化研究者更多的是社会学家，伯明翰大学的第二代的文化研究者将目标集中于文化传播研究，第三代的文化研究者特别是领军人物将重心放到社会学，所以后来就带着全部家当和成员回归了社会学（这一决定还引起了研究中心师生的抗议）。但是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学会也发生了将美学作为社会学重心的重要变革，以适应新世纪社会思潮激荡下文化的审美社会化变化。在那之后我到伦敦，与英国的学者讨论，发现文化研究不但没有衰亡，而且还发掘出了更多新的研究领域，比如流行音乐、同性恋文化研究等。他们在东伦敦大学召开了700多人参加的全球文化研究的研讨会。

罗：在上世纪末，您曾与陶东风先生合作出版英文著作《文化研究在中国》[12]一书，较为全面深入地向世界介绍了转型时代中国文化的现实状况，对于当代复杂多歧的中国，在您的相关研究历程中，你认为有哪些最重要的成果？

金：其实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是少之又少。面对浩瀚的书海，我常常自叹自己的渺小。如果说对文化研究做了些什么，我觉得一个是我与陶东风、高秉中一起创办了中国专业的丛刊《文化研究》（此刊创刊于2000年，第1-3辑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4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现已出到30多辑）。《文化研究》作为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文化研究杂志，“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推广与传播，绍介国外前沿理论及重要理论家，力倡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及中国学派的建立”。它开放了跨学科研究的众多论题，如大众流行文化、当代传媒文化、电影电视文化、当代女性主义文化、后殖民主义与文化身份问题、当代消费社会的时尚文化、身体文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经济问题等等。这些论题的讨论，推动了我国相关研究的深入和具体。

另一个是2002年我所主持开通了的中国第一个专业性的“文化研究”（www.culstudies.com）网站。它是国内第一家以中国当代青年学人为对象的研究性学术性的网站。它与辑刊《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相互映衬，共同致力于中国的文化研究的推广与传播，介绍国外前沿理论及重要理论家，倡导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及中国学派的建立。网站宗旨是为文化研究学者、爱好者及青年学生提供的一个自由交流对话的学术平台与网络空间，及时展示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加强与国外同行的互动交流。网站强调中国本土学人原创性的理论研究与回应当下的个案研究，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视野之下，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对话。网站设立了理论前沿、专题研究（含研究泛论、大众文化、传媒研究、视觉文化、身体时尚、网络文化、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经典阅读、现代性•后现代性、学术•知识分子、文化产业等12个二级栏目）。个案研究、学人档案、名家专论、学位论文、关键词、期刊方阵、论文选目、赛伯文萃，批评视域，文论集萃、书评推荐、研究论坛、文化随笔、最新动态等38个栏目，其容量之大，是以往的纸质刊物无法比拟的。其中的案例研究成为我特别关注的栏目。网站的开通标志着中国的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今日回想起当时网站的盛况，仍然令人激动，感慨万端。我在美国加拿大访学时，每到一校，都有人提到文化研究网，我当场打开网页，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化研究的现状，至今历历在目。

从理论上讲，我提出并推动了文化研究对“间性”的研究和追寻。作为一个秉持建构理论的解释学者，我强调了文化研究必须建设并进入合理的对话交往语境，关注和寻找“间”性，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场域，就成为逻辑的必然。所以，文学的“间”性，文本间性，主体间性，文学交流中的理论共同体批评共同体及阅读共同体间性（群体间性），后殖民时代的文化的民族间性，以及学科间性、各国个民族间交流对话的文化间性就成为我们必须研究的东西。不同于撷取合理要素后的“整合”、“融合”为一，找出统贯一切的本质，构造涵盖一切的宏大体系，也不同于前期解构主义的完全消解、拆除，间性的研究是要探寻不同话语之间在历史语境中的约定性，相关性和相互理解性，找出联系和认同的共同性与合法性（客观性）。间性秉持一种建构的姿态。原有线型继承、替代或更迭的一元论的范式观被多元共生、多话语共展并存的众声喧哗的新范式观、话语观所代换。

罗：在您看来，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金：在文化研究中，我特别关注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建立在事件哲学基础上的事件性和语境化以及案例引导。人自身在历史与社会中的存在，即是“事件”。事件是立足于个人生存（生命、生活、交往、劳作、体验）现实的事件。人的文化活动构成了他的文化事件。每一个文化现象都是一个事件，每一个研究也是一个事件，这种研究是研究者与事件之间双向交互寻找意义的过程。事件在后理论背景下，强调了偶发性（发生性）、可明确辨识的独立性和节点性。文化研究的巨大魅力之一，是对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中的事件进行再审视和批判性解读。事件背景下，文化研究的高度语境化的特点呈现出来了。这些年来我持续关注国内外学者关于事件哲学的研究。

文化研究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性、实践性、参与性的知识活动，这决定了它必须针对自己的现实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它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它的“极度语境化”。这种语境化就是它必然地面对文化现实呈开放状态，在特定历史时间，在本土的具体化实践中展示或实现自身。格洛斯伯格曾以一种很极端的口气说，“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并说我们最好把文化研究视作“一种语境化的关于语境的理论”。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对付自身历史语境的无限复杂性”，[13]就在于它的那种切入现实的能力，在它面对具体权力语境时的应对或重新解释的能力。

个案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以前的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中却很少进行。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前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不大会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相对而言，国内的文化研究是从两个方面突破，这就是深刻的逻辑的形而上理论思辩和直面现实的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那种不上不下、既无形而上，也无形而下，既无细致的学理梳理，也无理论概念的思维的逻辑推演，又无细致的个案“深描”，却动辄要建构一个庞大的体系，列出1、2、3、4，再辅之以例证的简单枚举，这种普遍泛滥的论文“格式”，确实需要改变。

于是我们通过跨界，借来了人类学与社会学中非常流行的“田野作业”（field work）的方法，大力倡导案例研究。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所谓“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西方的理论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带有自己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理论传统，很难与中国的实际完全吻合。所以一种新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书房而是在“田野”，理论创新的新途径常常是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特别选编了大量个案研究的文章并作为重点推出，引导青年学人更多关注现实和实践。

罗：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政治社会文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文化研究之中，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批判性品格如何得以恢复和重建？

金：西方马克思主义倾向是西方文化研究的明显标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则在许多学校堂皇占据经院的高位，风头一直强健。19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如马丁·杰的《辨证的想象》以及沃尔夫·威格绍斯的《法兰克福学派》全面梳理了批判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尤金·伦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弗兰克·莫莱蒂的《被当作奇迹的符号》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文化进行过细致探讨；还有一些概述性的著作，如戴维·海尔德的《批判理论导论》、兹奥坦·塔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学者们所写的批判理论家的传记，如苏珊·贝克莫斯对瓦尔特·本雅明的介绍，丹尼尔·波斯顿对恩里克·弗洛姆的介绍，道格拉斯·凯尔纳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介绍，阿帕德·卡达肯对乔治·卢卡契的介绍，吉林·罗斯对西奥多·阿多诺的介绍等等。但是，这些著作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没有着重分析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理论，也缺乏对其理论传统中的相互关联性的探究。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未来前景。西方原有的工业化劳动的旧的世界体制让位与服务部门，让位于中心——边缘式的雇佣模式以及种种新的身份形式，这些身份形式不再围绕工作、阶级和社团建构起来的，它们包括身体、性别、种族、时尚、图像甚至亚文化等。安吉拉·默克罗比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文化研究发生了相当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因为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代替了更为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霸权概念，而这些概念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把文化分析牢固地植根在阿尔杜塞和葛兰西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领域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远远超越了媒体和研究的范畴。它们无所不在……不管是好是坏，是受欢迎还是受批判，这些名词充分体现了文化知识分子和艺术工作者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对世界的体验和理解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14]这样，后现代主义内部生长起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就是顺理成章的。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双层理论，欧内斯特·拉克劳的《对我们时代的新的革命的沉思》（1991），安吉拉·默克罗比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1994），还有美国的“中国专家”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的研究《后革命氛围》（1999）都可以算作是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新批判理论。

批判精神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文化研究学者的基本特质。费斯克、约翰·哈特利和托尼·本尼特等都关注后现代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学与大众文化。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学教授费斯克（John Fiske）写下了《理解大众文化》、《解读电视》、《解读大众》、《传播研究导论》、《澳洲神话》、《电视文化》等著作，受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葛兰西霸权理论和福柯影响，发展出一套“权力——抵抗——快感”的文化平民主义。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社会和文学理论教授托尼.本尼特，著有《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9）、《邦德和邦德之外》（1987，与珍妮特.乌勒克特合著），是一位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

罗：目前似乎国内的“文化研究”盛况不再，倒是文化创意产业十分强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今天该如何重新看待“文化研究”，它与文化创意产业有什么关系？

金：其实今天中国的文化研究不是衰亡了，而是变得更加广泛和实践化了。我曾在《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历史性登场》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的努力”，“学科大联合”是詹姆逊对文化研究最重要特点的概括。詹姆逊认为：“文化研究可谓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最好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将它视为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他指出，应该用“协同关系网”取代“单一作者”的观念。[15]

走向跨界协同实践，这正是后来文化研究的历史性走向——各个相关学科都依据各自领域的新的变化和视角，展开对当代文化实践及其历史渊源的协同研究。正因为面向实践、面向现实，当然也有创意产业风起云涌和由此带来的教职申请便利，英国文化研究的第三代学者有相当一部分成为当代创意产业的中坚力量。以约翰·哈特利、坎宁安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者都转向了创意产业的研究。形成了国际上颇副盛名的“文化科学”研究学派。他们对创意产业做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并出版了一批创意产业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在中国，当年参与文化研究的大量学者和青年转向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或直接投身文创企业。全国有数百所大学开办了文化产业、文化经济、文化管理、艺术管理、创意产业、创意经济的学科，而文化研究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基础。

文化研究与文化创意产业的重大区别是经济要素的有无。但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是文化，是创意，叫创意为王、内容为王。创意这个概念最早明确使用就是在文学写作中诞生。至今美国等的一些国际写作中心依然在不断举办创意写作训练班。日本松下公人提出新文化产业的观点，认为未来的文化产业应该是①创造某种文化；②销售这种文化；③生成文化符号。由此他还提出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的观念。第四产业为高技术高知识信息产业。第五产业为心理知识文化产业。也有人直接提出，未来世纪的经济学“将让位于心理学”。未来世纪，人类心理上的需求将日益突现出来，内在情绪的满足，人的心理表现将越来越成为经济关注的重要课题。文化符号将越来越成为能产生高额利润的产业。有鉴于此，经济与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的结盟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所以未来不是经济学让位于心理学，而是让位于文化（包括心理）的经济学或经济的文化学。10多年来欧美学界关于文化经济学、艺术经济学、文化产业经济学、创意产业经济学出现了一批研究著作，国内的相关著作更是层出不穷。

回顾历史总是让我们反思、警醒，而我们还能面对当代世界百年来的大变局，整装前行吗？我们还能在数字称霸、学科范式转换、知识迅速迭代、创意天地大开的新时代担当历史责任奋力前行吗？困境与机遇并存。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罗：限于篇幅，这次采访就到这里，谢谢金先生！

[1]金元浦文化研究相关著作：

《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专著，与陶东风合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项目结项成果，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1月。

《范式与阐释》专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

《大美无言》（“人海诗韵”艺术文化散文书系之一）专著，17万，独著，海天出版社，1999年5月。

《“间性”的凸现》专著，26.5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1月。

《叩问仿真年代》专著 22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10月。

《文学，走向文化的变革》，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

《娱乐时代：当代中国文化百态》，群言出版社，2013年。

《追寻文化的意蕴》群言出版社，2016年。

《文化复兴：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主编《跨越世纪的文化变革——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研究报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结项成果，首都师大出版社，2001年12月。

主编（与陶东风共同主编）《文化研究》辑刊1、2、3、4、5集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01；2002；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主编，《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主编《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主编《人海诗韵·艺术文化书系》含尹鸿：《镜像阅读》、周宁：《光来自东方》、袁济喜：《人生交换》、金元浦：《大美无言》、冷成金：《古道酣歌》与张法：《艺海泛舟》，海天出版社，1999年）海天出版社，1999年。

主编《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王岳川：《目击道存》；陈晓明：《移动的边界》；周宪：《崎岖的思路》；王一川：《杂语沟通》；程光炜：《雨中听枫》；周宁：《永远的乌托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主编《视觉文化丛书》五种；含曾军《观看的文化分析》、朗·伯内特《视觉文化——图像媒介与想象力》、章戈浩《可见的思想》、刘悦笛《视觉美学史》、于德山《中国图像叙述传播》。

英文著作：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Singapore 2005,文化研究  英文本  新加坡，与陶东风共同主编

Cultural Rejuvenation:TheModern Value of Traditional Culture,英国伦敦New Classic Press，2017;

主持翻译：

[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未来》，庄鹏涛、王林生、刘林德等译，金元浦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塞]雷纳·温特《文化研究向哪儿去》金元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2]参见王毅《文化研究向何出去》，《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3]转引自Eduardo de Fuente《社会学与美学》，《欧洲社会理论杂志》2000年5月号。

[4]金元浦：当代文艺学的“文化的转向”社会科学 2002年，第2期，71页。

[5]Douglas Kellner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The Missed Articulation ”,in http://www.uta.edu/huma/illuminations/.

[6]Richard Johnson ,"What isCultural Studies Anyway?" Social Text 6.1, 1987, 38-39.

[7]Louis Montrose  “Renaissance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Subjectof History,”ELR  16,winter,1986。

[8]詹姆逊《论“文化研究”》原发表于《社会文本》杂志，1993年第34期，杜克大学出版社，中译文见《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9]《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专著，与陶东风合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项目结项成果，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1月。

[10]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Singapore 2005,文化研究  英文本  新加坡，与陶东风共同主编

[11]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体系》姜智芹译，196-19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

[12]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Singapore 2005,文化研究  英文本  新加坡，与陶东风共同主编。

[13]L.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mordern  logic  and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inBack  to  Reality?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ed. byAngela  McRobbi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8.

[14]安吉拉·默克罗比《》

[15]詹姆逊《论“文化研究”》原发表于《社会文本》杂志，1993年第34期，杜克大学出版社，中译文见《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