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浦：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还存在着众多问题。例如：第一，区域文化供给存在差异，城市间文化供给竞争加剧。在我国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供给中，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引领着高新业态的发展潮流。但是深圳、杭州作为互联网科技较为集中的区域，有着更为活跃的市场的氛围。深圳是整个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许多中国知名一线的科技公司集中在深圳，比如：华为，中兴，酷派、腾讯、迅雷、网易、YY、UCweb、GO桌面、唯品会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非媒体产业，着重构建互联网产品底层平台，通过平台、娱乐、电商、增值服务收费等方式实现价值创新。而杭州紧紧依托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着力发展阿里巴巴、网易、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等高科技战略平台建设。某种程度上，在高新科技产品和业态的引领层面，深圳、杭州与北京相比更具有市场优势。

    王林生：第二，低端文化产品供应过剩，文化缺口仍然较大。无效供给指的是社会总供给与有效供给的差额部分，是产品供给的过剩。这种过剩是一种无效供给，而之所以会出现无效供给其原因在于文化创意产业不能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以满足日渐扩大的消费需求，当大批低端的文化业态充斥文化生产时，有效供给和消费能力之间的差距将日渐拉大。如某类题材电影、电视剧、游戏的“扎堆”或“一窝蜂”出现，说明我国文化产品缺乏高端创意，仅能满足人们单一层次的文化需求，在单一的信息传递中进行信息的低效叠加，从而削弱整个行业发展的动力和竞争力。正是因为文化产品的无效供给，某种程度上在造成消费需求外流的同时，国内文化产品大量过剩，文化需求出现了巨大的缺口。据推算，我国文化消费潜在规模将近5万亿元，但实际文化消费量仅2万亿元左右，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3万亿元左右的缺口。这就使得文化创意产业供需结构性失衡的矛盾越加突出。

    金元浦：第三，产业发展不规范，文化新业态发展的秩序混乱。文化新业态是文化中心城市的重要支撑，北京作为首都城市，以新型文化业态引领城市发展，也是发挥中心城市示范作用的重要路径。目前，随着文化与互联网科技的逐步融合，文化新业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作为新兴的产业门类，文化新业态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尚未形成经营活动所能实际遵守的道德准则，同时，又由于我国整体性市场经济法制的不健全和监督管理机制的相对滞后，使得文化产业发展与经营过程中频发各种有违道德准则的事故、丑闻。从类别而言，这些产业乱象大致体现为以下四种类型：资本意志主导行业并购，形成产业垄断；假借发展新兴产业之名，暗行“圈地运动”；山寨、抄袭、盗版横行，侵犯知识产权；大数据的收集与共享，危及隐私安全。

    王林生：第四，文化消费的整体需求有所增加，开始注重文化品质的消费。文化消费是文化创意产业产业链中最末端也是最关键性的环节，文化消费的成功意味着整个文化生产的完成。可以说没有文化生产就没有文化消费，而文化消费与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人均文化消费额呈现出较快增长态势，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12%以上，显示出旺盛的消费潜力。在所有文化类消费中，网络文化市场消费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网络动漫、网络表演等消费需求明显增长。但是，从文化消费的内容来说，我国文化消费已经不局限在基本性的文化消费这一层次上，开始注重较高层次精神追求和情感体验的文化产品，对文化产品的内容与品质具有了较高追求。

    金元浦：第五，资本强力注入，金融风险加大。国家中心城市的构建需要产业立城，而金融资本应当成为产业发展的开路先锋。从总体来说，当前城市文化产业运营模式并不成熟，盈利模式仍处在探索过程中，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不仅面临发展基础较为薄弱、融资难等问题，且盈利方式以广告为主，较为单一。随着金融资本的大举进入，为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也使得文化新业态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本风险日渐加大。

    2014年，文化产业领域进入的资金规模约达3253亿元，2015年则增长至约3241亿元，尤其是随着股权融资、并购兼并等现象在各地不断上演，文化产业领域可谓资本涌动。北京历来是文化资本关注的地区，1992—2016年，北京文化产业创意企业累计首发融资额达896.38亿元，规模居全国之首。2016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资金流入规模达1640.37亿元。虽然产业的投融资是一种正常的经济活动，但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和法治化体系均不完善，事业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共存，产权属性比较模糊，社会资本进入的风险很大。同时，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文化产业的资产利润率在近年来呈现出下降趋势。2013年为9.0%，2015年则降至到8.1%，这说明单位资产创造出的效益在降低。所以，发展文化产业应逐步降低产业的金融风险，提升资产利润率和投资收益的最大化，为产业的提质增效夯实坚实的资本基础，实现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才能为文化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

    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城市的建议。金元浦：培育和发展文化新业态，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城市建设。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是新业态较为集中的区域，结合以上梳理的相关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第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城市产业发展和供给模。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期，改革的难度和困难也越来越大。文化创新要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我国文化在发展中经历的每一次巨大变革，都是在理论创新的引领下发生的。当前，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也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和理论的突破。北京拥有全国最为丰富的理论创新人才资源，如何以更加开放的思想环境，鼓励理论创新与理论突破，将影响北京未来发展的高度和广度。因此，加快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首先应与体制机制创新结合起来，充分借鉴深圳、杭州在市场培育层面的相关经验。打破体制和机制束缚，从顶层设计的层面，加强制度建设，明确改革时间表，并明晰部门职责，将改革视为文化发展最大的红利。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还应与产业业态的创新发展结合起来。涌现出的各类文化新业态有一般的产业特性，也存在其自身的特殊性，即文化与其他要素的融合发展，要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在充分实现文化经济化运作的同时，也要保证文化的价值导向，因此，对文化与其他产业要素的融合发展，应该在减少行政干预与充分发挥企业主体间把握一种平衡，实现文化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导向的互利共赢。加快互联网文化产业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以法治化推动互联网文化产业的产业化。相较于其他领域而言，文化新业态与互联网结合紧密，但互联网领域的法律法规少之又少，因此，加强文化新业态的法治化，以法治和法制监督、制约和规范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互联网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王林生：第二，建设关注全球文化科技创新的研究机构，把握世界发展前沿。现代文化科技业态的更迭速度日益加快，为紧密跟踪世界前沿的文化科技动态，依托首都地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建议创立首都创新发展研究机构。该机构密切关注全球最前沿的文化科技发展政策、产业发展行情、行业论坛等，为首都乃至国内产业发展提供新理念，为制定相关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的国内外交流，推动产业发展提供相关咨询建议。

    第三，完善市场体系，培育市场主体。全国文化中心是有文化相关业态支撑起的城市，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实现文化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依托。文化市场体系的建立，能为文化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创造有利的市场条件，培育出独立的、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能在产业的融合、行业跨界和并购中发展一批低能耗、环保的高端文化企业，打造能够引领时代潮流和行业发展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航母”，进而提升城市的文化竞争力。北京不仅是文化新业态较为集中的区域，也是文化创新、文化新业态较为集中的区域。“创新创意 创业”挑战赛，整合全市创新创业要素，引导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支持创新创业，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热情，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发挥航母级文化企业对资源的聚合能力，不但能够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如动漫游戏、网络演出、艺术品网络交易等，拓展文化商务融合的产业链和产品服务，而且有助于凭借其强大的创意转换能力和文化引导力，挖掘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内涵、价值内涵，推动传统文化道德的现代化转化，将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文化、商业理念充分结合，增强文化传承力和影响力。

    金元浦：第四，完善金融财税支撑，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全国文化中心城市建设既需要内力的驱动，也需要财政金融领域的外部支撑。完善金融财税对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支撑体系，关键是加强金融财税政策的科学化。其一，通过简政放权，尽可能地降低行政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加大市场是企业资源配置的调节力度。从总体而言，我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一定程度的金融财税干预是必要的，但干预过多势必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因此北京发挥文化中心城市的示范作用，发展文化经济，应尽可能地简化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发挥金融财税的效果最大化。其二，加强金融财税支持对象的针对性。文化与其产业的融合发展，催生出众多产业形态，其需求有较大差别，对需要的对象科学分类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避免“撒芝麻”、“一刀切”式的资金扶持，才能使资金在产业的融合发展中的产生的效果最大化。其三，创造公平的环境。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发展，文化中心城市不仅有国有大中型企业，也有小微的民营企业。由于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先天不足，在市场竞争中国有垄断性文化企业在贷款等方面具有优先性，从而造成民营和中小企业不能在资金等方面获得支持，使得国有垄断性文化行业和民营、中小企业不是在同一个层面展开市场竞争。所以在制度和实践层面调整信贷等财税政策，为中小企业营造公平的信贷环境，才能释放民营和中小企业在推动文化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创造力，吸引和盘活民间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