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金元浦  曾繁文

原文发表于《四川戏剧》2016

 

曾繁文：金先生，你好。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从上一世纪末开始，你和陶东风等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你们从2000年开始主编《文化研究》辑刊，2004年，你有主编了《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一书，2005年，你又和陶东风一起主编了英文本《文化研究在中国》，在新加坡出版。其间经历了众多的批评、争论和对话。十多年来你也一直组织学生们进行案例研究，从讨论《大话西游》至今已有300个以上的案例在你的课堂上讨论过。我参加了其中一些讨论。我们这些同学们互相辩论，课堂生动，讨论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性，常常给我们以惊喜和启发。我在讨论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几年你又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其中一本《文化百态——》是关于我国当下文化研究的，你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一系列文化现象，你首先观察了这些年我国文化的“艺术事件”你怎么看待这一系列“艺术事件”？所谓事件的含义是什么？

 

金元浦：新世纪十余年，是我国当代文化史上变革最快的时期。与文化现实关联最密切的文化研究也成为最前沿、最语境化的学术之一。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文化转型期，时尚一浪一浪高速变幻，涌现了一大批令人目眩的“文化事件”、“艺术事件”。“事件研究”的范式是当代世界哲学大力推动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以改变过去不接地气的空中楼阁的惯有研究套路，更多地关注现实的变化。

从当代高新科技助力电影创意的《阿凡达》到《速度与激情》，科技与文化的密切结合，催生出崭新的文化艺术新类型、新业态。我国文化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跨度与新变化；从公共领域私人化看今天媒介素养的缺失，到消费时代人们凝眸时装的反思，从中我们透视消费社会的媒介的意识形态。“男色”的背后是什么？究竟是谁制造了“男色”？“伪娘”的性别身份错乱，该隐藏着怎样的秘密？网络泛恶搞时代中的恶搞现象该怎样分析？亚文化视野下的草根行为艺术给我们什么启示？还有“凤姐”、“芙蓉姐姐”“犀利哥”以及淘女郎和麻豆族，他们都展示了我们时代的文化的新貌，揭橥了一个审丑时代的“酷之秀”。

 

曾：的确，这些年我国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少新的情况，我认为这在我国文化的巨大转型期发生是很正常的。人们的观念在变化，社会的分层在加剧，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在角力，传统文化与时尚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这些矛盾必然反映到文化艺术领域。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是审丑时代？

 

金：在当下世界美——优美、秀美、雅美、艳美、甜美、精美、媚美、谄美——超级泛滥的“美之腻”时刻，人们在审美过度疲劳之中，开始了大规模的审丑关注，酷之秀大行其道。过去一切美的固有标准都在被解构、被颠覆。过去几年，人气满满的网络红人“凤姐”受到众多媒体追捧，大批市民争看“西洋景”，今天“江南styie”走红全球，骑马舞风靡中国；过去“芙蓉姐姐”在网络上崭露头角，大红大紫，其后“犀利哥”独标一格，走红江湖；前有“流氓燕”、“木子美”等审丑实践，后有“恶搞”彰显为“艺术”，成为流行的审丑时尚；“男色”则是投向“小女生”的酷扮，是当下媒介策划的精心建构；“伪娘”的幻象发展至极致，打击着雄美、壮美、崇高、粗犷的过往时代的美学信仰，而网络热词和诗词混搭则成了一种常态的网络“夜餐”。

 

曾：我们时代的这些现象或事件包含了一种什么含义，审丑是一种对我们固有美学观念的破坏和亵渎吗？

 

金：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审丑看成是对人类美学观念的亵渎，其实，审丑一直伴随着人类走过漫长的岁月，没有审丑，就没有审美，只不过在社会巨大转型的历史时刻，这种范式危机时刻的“反常”突破了人们在常态范式时期形成的心理预期或审美习惯，故而大惊失色或者愤愤不平。而后时代的“新新人类”则将这一切审丑叙事视为“平常”。

从另一个角度看，酷所代表的文化是一种流行文化，如韩国影片《来自星星的你》，它就是一种与当今全球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艺术现象，也是市场条件下一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方式，充满时尚感、新颖感和情感刺激。如韩流与酷韩国，酷日本与哈日一族。它采取浪潮式起伏运行的方式，有着明显的青年亚文化特色，它遵循“时髦引领——时尚蜂起——激情时狂——跌落无闻——时尚再起……”的现代市场运行法则。

 

曾：在当代酷之秀中，身体的转向与凸显成了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时尚风景线。它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金：在当代文化研究中，身体的转向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身体的解放成了地球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消费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唯一的神话”（鲍德里亚语），开启了消费身体的新时代。女性的身体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火热、最昂贵、最紧俏，也最残酷，甚至最卑微的“消费品”。遍布世界的选美大战和全球女性的“苗条的焦虑”，不断让整个世界的精神罹患“焦虑症”。电影《一个购物狂的自白》将消费社会中人们所遭受的精神危机和媒介对主体意识的建构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消费社会中，人们现实的需求被不断膨胀的内在欲望所取代，在一种假象的幸福中得到仅是空洞的满足。消费的欲望由媒介制造的符号激发，媒介创造了一个超真实的世界，在这个超真实的世界中，人们所消费的只是媒介所承载的象征性的意义。时尚文化Lady Gaga的伪个性，消费社会中的芭比娃娃，在大众文化的场域中，时装作为时尚的典型代表，不仅是个性的张扬，在消费社会的魔咒下，它也可以成为异化的工具，造成一种更深的沉沦。婚恋网站无疑是我们时代最火爆的“甜蜜产业”，它在中国大地迅速崛起与突围；而奢侈品消费文化则彰显“人类新需求”——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的、心理的、文化的、时尚的“新需求”， 都要求我们进行历史性的深刻反思。

网络游戏在这个空间中也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随着玩家数量的逐渐增多，网络游戏中植入了越来越多的广告，我国游戏产业快速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部类。在网络游戏重塑的世界中，人们在寻求现实的需求和虚拟的生产力之间的契合。它彰显了在网络空间的内在机制的操控之下，虚拟主体注定获取的只能是一种漂浮的身份。

 

曾：在当代媒体革命的背景下，我国文化艺术领域发生了剧烈变化。在高新技术支持下，一批新的微方式微形态迅速成长，改变了我国当前的文化生态。我注意到你最近对我国文化发展及创意产业发展技术背景的概括：新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甚至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你把它概括为“大、智、云、移、自，小、微、新、特、融”。所谓社会发展的“大、智、云、移、自”，就是大数据、智慧城市、云计算、移动网、自媒体。所谓生存方式的“小、微、新、特、融”，就是小企业、微方式、新业态、酷特色、融思维。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媒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金：新媒介凭借其无可抗拒的力量，营造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的空间。微博之力绝不是微薄之力，微信之信绝不是微微相信。在公共领域形成中，媒介改变着这个世界，也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你的粉丝超过一百，你就好比是本内刊；超过十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一亿，你就是CCTV了！”微博上流传的这句话直接表明了“粉丝”的影响力，更成为众多“脖友”夜以继日“织围脖”的动力 。在当代媒体中，“无粉丝，不品牌”。《连线》杂志的创始人凯文凯利有一个著名的粉丝理论：如果你有1000名铁杆粉丝，你就可以保证你的成功。粉丝可以直接产生价值，粉丝可以引导消费，粉丝可以营造氛围，粉丝可以创造大量间接价值。

 

曾：是的，新媒介的产生和兴起也形成了自身不同以往的运营方式。粉丝经济的方式就是与新的媒介运营方式相协调的创新的成果。

 

金：重要的是，数字社会的来临宣告了传统时代一些文化方式的终结，世界成为了一个景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观看不再是被忽略的命题，而成为最主要的感受世界的方式。在创造的世界中，互联网+也越来越多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

我们进入了微时代。由微博、微信、微新闻、微电影、微视频、微小说、微动漫、微游戏等构成的微文化，成为一个急剧转型时代的公民文化的广阔交流平台，创造了新的公共文化空间，新的公共领域。以微信（公众号、朋友圈）为代表的微文化为世界带来了一个人人能都能发声，人人都可被关注的时代。它让每一个个体都有了展示自己的平台，满足了草根阶层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想要表达、倾诉、宣泄的欲望。在微文化中，每个人都形成了一个“自媒体”，在这个“全民记者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一种融媒体，微文化又把各种新旧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期刊、视频、社交网络等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互补性的新旧媒体，在技术、内容、传播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融而为“微”，实现信源通融、内容兼融、传播互融、利益共融。

 

曾：在这个奇异的世界中，观看的物质性已不再重要，“看”的动作被置于前列。作为草根文化的《大学生同居的事儿》随着网络传播而走红，最终在官方媒体的权力话语体系中获得了生存的空间，完成了权力话语从草根文化向官方电视台的转移。而围绕江苏卫视的交友节目《非诚勿扰》形成了一个持续的、交织着各种话语冲突的媒介景观，而对这一景观进行反思性的诊断，则不难发现媒介话语之下潜伏的社会规则、趣味和期冀。

 

金：媒介的传播还打破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固守的领域，前些年“艳照门”和“杨丽娟”事件则显示了领域被打破后的双重危机，危机不仅体现了媒介本身的特性，也彰显了传播者与受众的素养在媒介空间中的缺失。最经典的“酷之秀”莫过于周杰伦。他含混不清的歌唱成了时代的一个潮流，围绕周杰伦而产生的“周杰伦现象”则成为值得关注的对象。它不仅有人们对“方式”后现代主义歌词的猎奇，在中西合璧的交汇点上达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更突显了大众文化运作的力量。最经典的是三次石破天惊的“英伦组合”，周杰伦与宋祖英三度组合、周杰伦与宋祖英和多明戈联手，主流文化对流行文化进行收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日益融合。

当然这一切变化的成因并不唯一，它既有娱乐选秀与网络炒作的直接原因，也有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转型期传统文化的变异、大众流行文化的大规模创意等，一系列新的社会元素万花筒般绚丽登场。 

 

曾：多年来，你一直强调文化研究要进行案例研究或个案研究，你是出于什么考虑？你希望在学术研究中提倡一种什么样的学术风范和品格？

 

金：是的，我这些年特别关注文化艺术案例的研究。这些年“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非常多，做个案分析和个案研究的却非常少。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一直致力于文化研究的现实化、案例化、实践化、生活化研究。因为飞速变化的现实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的学术研究就是要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从学科特色上讲，当代“文化研究”是最语境化，也是与现实贴得最近的人文研究。它关注当下、关注当下社会人文中的现实问题，力图给世界一个合理的解释。个案研究在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国的文化批评中却很少运用。前几年参加中国文艺理论的年会，近400与会者，提交给大会的文章几乎没有专门做个案研究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前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概论式”地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不大会熟练地应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在今天中国从事文化研究的主要还是一些文艺学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出身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反而很少）。中国的人文学界长期以来习惯于在抽象理论的层面上打转，把西方的各种理论比较来比较去，试图这样来进行理论上的创新。现在看来这样的理论创新之路是走不通的。我们尤其需要考虑：我们今天所谓“理论”主要是从西方介绍的，而西方的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带有自己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理论传统，很难与中国的实际完全吻合。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新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书房而是在生我养我的这片“田野”，国外人类学与艺术学中非常流行的“田野作业”（field work）和“社会调查”，在中国文化研究中一直比较薄弱。实际上即使是在西方，理论创新的途径也常常是在“社会调查”中发现的。比如布迪厄是在阿尔及利亚的田野研究中发现了此前的人类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无法解释那里的经验事实，这促使他创造出一套以“场域”“习性”“文化资本”等一系列概念为核心，旨在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社会理论。这个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只有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个案研究中才能发现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中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从而在中国本土经验的特殊性中检验西方的理论并根据中国时间建立起自己的理论。这是我们提倡个案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曾：你一直提倡顶天立地的学术方法，你说一方面要顶天，就是要有哲学理论思辨的高度，掌握逻辑的、概念演绎的研究高度，从抽象到更高的具体，另一方面，要两眼向下，向下层，向实践，向着具体项目和案例去研究。

 

金：是的，国内的文化研究需要从两个方面突破，这就是深刻的逻辑的形而上理论思辩和直面现实的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那种不上不下、既无形而上，也无形而下，既无细致的学理梳理——理论概念的思维的逻辑推演，又无细致接地的个案“深描”，却动辄要建构一个体系，列出1、2、3、4，再辅之以例证的简单枚举，这种普遍泛滥的论文“格式”，确实需要改变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