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浦专栏
金元浦回首：“后现代转向”（2003） （一）
每一次历史的转折，都逼迫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方向、时段、位置和境遇；都必须重新叩问“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向哪里去”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社会与理论中的“转向”的论述越来越多。像文化的转向、视觉的转向、美学的转向、媒介的转向、身体的转向……，此呼彼应，蔚成大观，形成了一部多声部的交响。这些“转向”的总体指向是一致的，可以将之总称为“后现代转向”。
转向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凌空蹈虚，而是当代世界全球变革的现实和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实践向我们提出了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理论范式的转换要求我们对之做出新的阐释。转向使得大量的后现代话语激增，迫切需要我们对这一发展的趋势和话语进行批判的分析。
后现代转向：再度浮现
后现代曾于1960 年代在西方风靡一时。那是一个西方的“争后恐先”的非常时期。后现代一词“在六十年代的革命修辞中获得一个突出地位。恶魔现代性已寿终正寝，它的葬礼乃狂野欢庆的时刻。几乎在一夜之间，小小的前缀‘后’成了解放行话中备享荣宠的修饰语。仅仅是‘后于……而来’就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特权，它一视同仁地顺应任何对它提出要求的人；一切都值得以‘后’开头——后现代、后历史、后人，等等。”1后现代是激进狂热的代名词。
然而，当时就有人预测，后现代就像它所关注的时尚如呼啦圈等时髦玩艺一样，总是蜂拥而来，倏忽而去。的确，198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曾一度呈现萧条甚至衰落的迹象，于是有不少人宣称后现代主义已经死亡。许多人也以为后现代的论题已是明日黄花。
但闹剧退场之后，正剧悄然登场。1990年代中期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大量著作和文献以更大的规模和强度再一次呈现，人们对后现代的讨论再度趋于热烈。互联网的搜索表明，近年来，“后现代”术语的使用正在不断增加，每个月都有数以百计的文章运用该术语。有关的会议和书籍应接不暇，这种趋势正方兴未艾，现实的发展又一次把“后现代”推到了前台。如格劳德.格拉夫所指出：“一旦一定数量的人相信一个如后现代的概念所标志的文化氛围的真正变化，变化就成为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现实，即使该现实并非恰如该术语的大多数使用者所想象的那样。”2
的确，在西方，1980年代之前，后现代理论并没有真正发展和成长为一种具有支配性的知识和文化权力。走向1990年代，更年轻的一代理论家重振后现代话语，他们以更为极端、更具进攻性的形式否定现代理论和现代性政治。所以，一些人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代人的‘情感结构’，植根于一个巨大的PMC（即专业的管理阶层）”之中，这些专业白领是后现代文化消费的主体。但更多的人认为那些美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一代与更年轻的边缘化的“新X一代”才是后现代文化的更热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3
这样，后现代就成了新一代相互认同的旗帜，成了他们积累当代文化资本的方式与实践过程。如费瑟斯通所描述的，新闻记者、文化商和理论家发明并兜售诸如后现代之类的话语就是为了积累文化资本，使自己出名，他们推销特定的人工文化产品，宣传他们所信奉的新的思想与意义。于是，新的后现代话语的成功与流行便成为新一代与过去、与老一代精神、观念上决裂的标志；也是新一代之间作为反抗、认同或区别的一种标志。4
与转向论的风起云涌相映成趣，在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中，也有多部著作称名曰《后现代转向》。其中老牌的后现代理论家哈桑的《后现代转向》与西方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合写的《后现代转向》具有各自的代表性。
1980年代出版的哈桑的《后现代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集》，对后现代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随笔式的描述，列出了后现代多达几十条的基本特征。哈桑的论述是一个标志着前期后现代范式风格的例证。这本影响很大书是一本零散文章的结集，哈桑在书中并没有着意阐明或界定“后现代主义”及其主要发展趋势。他对后现代话语采取了一种超然、游戏、戏谑的后现代态度。“哈桑是一个靠目录（既在名义上也在概念上）、引言、例证和晦涩暧昧的术语来‘定义’的大师。”5他曾潇洒地说明：“我没有给后现代主义下定义：我也不太可能为后现代主义下定义”。他曾多次求助于托马斯.库恩的范式变革或革命的概念，但却拒斥之，哈桑寻求离开“左派和右派的套话”，找到“一种现实的和灵活的范式”与“后人道主义”，他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消失的后现代时代”，6这就根本上不同于其后新一代理论家正热烈探索的“后现代转向”。
前些年出版的贝斯特和凯尔纳的《后现代转向》一书，在学术建构和学术史意义上，全面详细论证了后现代转向的当下意义。虽与哈桑的论著同名，但二者的态度、方向是截然不同的。哈桑后现代转向的参照框架与理论语境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以及一些哲学和科学的事物与现象，而贝斯特和凯尔纳的后现代转向则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出发，他们认为我们已经身处于“后”之时代，立足于1990年代以来的新一波后现代转向，并探讨推动这一转向的“第X代”的经验。
贝斯特和凯尔纳认为，必须承认后现代话语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现在进行时的特征，后现代并不像哈桑所说的已经或“正在消失”，而是方兴未艾，远没有完结。他们力图阐明和探询后现代众多的谱系、观点和风格，考察其不同的用法以及各种滥用的情形，辨析其进步的与消极的内容与影响。在他们看来，后现代话语的确是开放的、具有包容性的和变动不居的，但总体上并非完全悬而未决，不能定义，不能分析归纳。7他们认为，尽管哈桑把他的理论装扮成飘逸仙来的空穴来风，但实际上，他所说的范型和人道主义概念也是其来有自，是建立在确定的语境之上的：他的理论是与威廉.詹姆斯与约翰.杜威的观念相承续的。哈桑的著作没有把后现代转向置于当代社会的巨大变革与转型的实践背景中来加以研究。贝斯特和凯尔纳则认为，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转型是后现代范式转换的一个主要根源，也是今日全球社会与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他们主张复兴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规范，因为这些规范构成了现代人生活理念与进步传统的精粹，而哈桑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则想抛弃这些人们极端珍视的准则。
预兆与演变：后现代轨迹
论及后现代，总要问“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尽管这问题人言言殊，并无定见。后现代的理论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其来有自。后现代主义将众多不同的、经常处于冲突之中的倾向混合起来，挪用、改造和超越了法国结构主义、现象学、虚无主义、平民主义、存在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和无政府主义。后现代主义也有自己的发生路线图。贝斯特和凯尔纳认为19世纪的思想家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和尼采深刻地影响了后现代转向的现代形态。他们证实，今天如此风行的后现代并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在现代理论及其发展中有着预兆，并有着复杂的演进变化的历史。
在后现代理论自身的演进史上放射光芒的大师级人物比比皆是，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选择与梳理。而将后现代主义与西马批判理论结合是一条具有独创性的重要的思路。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家本.阿格依照这一思路勾勒了利奥塔、福科、巴特和鲍德里亚等四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闪光的珠串”。另两位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家贝斯特和凯尔纳则着力探索从德博尔等国际境遇主义者到鲍德里亚和法国后现代理论这样一条通往后现代的重要道路。德博尔与环境决定论者在消费与传媒社会的背景中更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鲍德里亚的新后现代理论在现代到后现代的过渡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鲍德里亚是最早也最出色地描述“新的后现代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的发生是从建筑艺术的变革与论争开始的。但从哲学上讲，早期最突出的后现代主义者是让.利奥塔。他的《后现代状况：知识报告》（1984）一书将后现代思想的核心描述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中心问题。利奥塔拒绝对历史和社会进行总体化透视，他称这种总体化的透视为试图用相互关联的图式解释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一样的宏大叙事。他的后现代主义明确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化倾向和政治激进主义。和多数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利奥塔怀疑马克思主义者有一种对于人来和世界的自我夸大化的动机。他认为一个人无法讲出关于世界的宏大叙事，而只能讲出来自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成份混杂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的小叙事。作为美国加入后现代主义阵营的大多数学者的代表人物，克罗科（Kroker）和库克（Cook）则试图使后现代主义去政治化，只是简单地将它看作一种文化运动或文化景观。
与上述观点的取向不同，一批学者更倾向于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透视后现代主义。贝斯特和凯尔纳强调了马克思对后现代转向的现代形态的深刻影响。詹姆逊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阐释学出发，提出后现代主义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它从根本上讲是保守的；哈贝马斯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新保守主义。
翻检后现代主义的谱系，福科赫然凸现。福科坚持知识的谱系学方式。知识的构造只能从其内部被系统表达出来的不同的话语/实践来追踪。实际上我们不难看出福科关于话语/实践的观点其实是库恩的范式概念的一个翻版，尽管福科用了更多日常经验和普通语言来限定这些范式化知识的参数。在对监狱的话语/实践及性经验的研究中，福科对社会科学做出了直接的经验性贡献，对这些知识和实践的模式是如何通过话语方式被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过程提出了质疑和说明。尽管福科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是简单的二元法，他拒绝接受。相反，他认为在被剥夺了权利和财富的命运下，权力的运用到处可见。
对当代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是鲍德里亚，他提出了当代最具社会学色彩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他早期的对晚近资本主义的分析中，鲍德里亚在索绪尔和埃柯的符号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消费社会的创新观念：今天的商品必须满足人们渴望获得的一种特定的品牌价值。人们购买商品不是为了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像牛仔裤作为服装，小轿车作为交通工具，而是为了它们的品牌、欲望和身份等价值。鲍德里亚提出由媒体和其它文化资源所建构的超现实(hyperreality)，不断地为人们所模拟（simulated）。人们失去了区分这些仿像（simulation）与现实的能力，而这一能力过去是作为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据以工作的前提的。8这个分析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虚假意识的分析不谋而合，并开拓出后现代的文化、媒体和广告研究的新取向。
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本.阿格、贝斯特、凯尔纳和布隆纳等打破了早期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将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力图将后现代主义推向与批判理论的交合，建立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这一努力是富有深意的。
骑在现代与后现代的墙上
后现代理论的再兴逼迫我们再度审视“我在哪里”的问题。
我们处在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巨大转型之中。后现代的现象触目皆是。如在艺术界和建筑界，后现代对艺术作品的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之间已失去了泾渭分明的等级区分；各种不同的美学规范之间发生了新的融会，“间性”的凸现成了讨论的热点；人们对往昔的、地方的、本土的传统表现了浓厚的怀恋之情。现代美学的那种一本正经、高高在上的道德观已经被一种戏谑的、嘲讽的姿态所取代。一些社会分析家把这些美学上的转变看作是西方社会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和文化的“后现代转向”的一部分。在“反分化”（即破除社会机构和文化领域之间的界限）和国家经济、文化的“反界域”的过程中，后现代的标志随处可见。
在知识领域，曾经被经院化、本本化、被奉为学科经典的金科玉律遭到严重质疑，许多过去被奉为真理的神圣理念受到后现代的激烈挑战。例如，学科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诸如女权主义研究、同性恋研究、人种学研究、城市问题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新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正在成为人文研究的中心。科学、文学和意识形态之间，文学和文艺评论之间，哲学和文化评论之间的界限都已变得相当模糊，其变化之大足以令那些启蒙文化的卫道士们目瞪口呆。由于科学诸学科间的界限以及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模糊，由于拥有普遍知识的说法缺少可信度，也由于知识已被视为权力和修辞相互结合的产物，因此，知识的涵义本身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进步观以及关于未来的信念、承诺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现代性是作为一种许诺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而进入历史的，后现代证实，这些许诺都是虚幻的，不可能证实的。跨入21世纪，当回首“现代”时，人们看到，“现代”留给我们的许多记忆：世界大战、纳粹兴起、种族灭绝、原子弹、经济萧条、中东战争、恐怖主义、贫富差距和9.11，是如此的令人沮丧，令人疑窦丛生。我们怎么能够不深自反省，检讨我们过去对现代化和现代性义无返顾的追求和激情洋溢的歌颂呢？
所以，面对后现代现实，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话语便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革命性的，它深入到社会科学的构成要素的核心，并从根本上消解了那个核心。他们坚持认为我们已进入一个从根本上看全新的时代。现代性的社会已经结束，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的后现代的社会之中。因此这种理论断定，在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之间有一种根本上的断裂。作为一个全新的时代，它自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全新的理论、政治、制度和文化。
但另一种后现代话语反对这种“断裂论”。他们认为后现代转向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现实，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长过程，是巨大的社会的、历史的、精神的和物质生产的转型的一部分。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有着无法割裂的历史和精神上的紧密联系。现代性并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它可能正处于危机、转折和调整之中，但它仍继续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模式。现代性仍然主导着现在。
在如何看待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转向的问题上，一方面，我们无法对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后现代现实充耳不闻，像鸵鸟一样对自己身边的后现代现实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正视它、研究它。我们必须研究、探讨后现代的话语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割断历史，将后现代视为孤立的文化事件。我们不同意断裂论。
现代性当然不会戛然而止。塞德曼认为，在地球上的大多数地区，现代化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目标。在西方，现代性依旧根深蒂固。现代性的主要标志并未消失：诸如，一个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一个以工会、政党和利益集团为中心的政治，围绕着市场和确保经济增长并实现一个理想社会的国家调控之间的相对优势所展开的各种意识形态争论，社会公共机构的分化和职能专一化以及机构内部的职业化，将知识分成不同的学科并以科学启蒙和科学发展的意识形态加以建构，一种在其中有望获得自我拯救和解放的文化的公众仪式。
因此，“西方世界正在向后现代转变的断言并不需要预设现代性的完结。‘现代’和‘后现代’这两个术语指的是为了突出社会趋势可以用分析法加以区别的那些普遍的社会和文化模式或情感。”9
后现代断裂论其实并不新奇，只不过是过去现代性变革时代的惯性思维而已。18世纪，当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兴起的时候，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传统社会的一切政治经济结构被打破，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取而代之。它与过去的传统社会有着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上的根本差异。与之相应，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作为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指导和概括而产生并凸现出来。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等经典理论家都对之进行了理论的描述与概括。而今天的一些后现代理论家沿用了这一历史变革的成例及其思维方式，认为今天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已发生巨大断裂。贝斯特与凯尔纳指出：“那些赞同后现代决裂和断裂的极端论述歪曲了我们与过去有着连续性的感觉，以及许多‘后现代’的现象产生于现代之时代或在现代能够找到类似之处这一事实。许多被描述成`后现代`的文化与技术现象产生于典型的商品经济逻辑的动力学，不可能脱离一种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信息社会的技术）。那些被描述成`后现代`的东西，经常是现代的一种强化，现代现象的一种发展，如商品化、大众化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它们显现得似乎产生了一种后现代的断裂。”10
如果现代性还没有终结，而后现代又是一种现实并展现了它的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后现代转向”不再是社会形态、社会现实、社会观念的线型替代，而是一种交错的、共生的理论与事实。
罗蒂就把现代与后现代的视角和概念结合到一起。罗蒂反对西方的原教旨主义传统，主张思想和价值的历史内在性和偶然性。他宣布哲学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权威学科能够论证或裁定对立的价值判断的时代已经终结，而代之以一种拥抱艺术和文学高于理性和理论的后现代美学的态度。但罗蒂也坚持现代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改良主义政治学和进步的思想之价值。所以罗蒂自封是“后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11
卡林内斯库将后现代主义看作是现代性的五个方面之一而不是与现代性的彻底决裂。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一副面孔。它显现出与现代主义的某些惊人的相似，特别是在它对权威原则的反抗中。”12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主张的精致的折衷主义，它对于统一性的质疑，它的重部分而反整体的趋向，都甚至难以与19世纪80年代盛行的“颓废欣快症”区别开来。所以它是一种更广泛的现代性。
罗斯诺主张将后现代视为现代性的诸多重要思潮中的一个。现代性的思潮体现了启蒙传统，促使社会科学向着某种实证主义的方向出发。后现代思潮舍弃了某些现代因素，诸如解释学传统或历史主义，这些因素对后现代批判来说没有多大价值。R.W.考克斯：“解释学传统——维科，经过德国历史主义，到索列尔、克罗齐、韦伯和葛兰西——可以被追溯为与启蒙运动思想和实证主义同时存在的东西，但是又与之完全不同。对于那些按纪年表编撰历史的历史学家们那里，尤其是从布劳岱尔那里汲取灵感的人来说，它仍然是充满活力和欣欣向荣的”。13
更富于创意的是伊格尔顿，他提出一种“前—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者本身不只意味着你已经把现代主义决定性地留在了身后，而且意味着你已经从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到达了一个仍然明确以它为标志的地方，这样还可能有一种前—后现代主义，它从后现代主义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到了大约是它出发的那个地方，这种前—后现代主义决不是根本没有变动的同一个东西。”
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关系提出开创性见解的是利奥塔后来提出的“重写现代性”（rewritingmordenity）的命题。他认为这个提法，比目前这类反思文章通常使用的标题，诸如“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等等更加适宜。“重写现代性”的优越性在于两种替代形式：从词汇上讲，将前缀post(后) 换成r e（重），从句法运用上讲，用前缀去修饰动词“写”，而不是修饰名词“现代性”。14
利奥塔认为他从伍德沃德和坦尼森那里借来的这种提法与前此的提法显示了两点重要区别：它表明过去用“前”“后”“以前”“以后”来划分文化历史时期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划分恰恰将“现在”忽略或弃置了。因为，
1，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都不能被确认和界定为一个范围清晰的、“后来者”总是在“先来者”之后出现的历史实体。相反，后现代永远被包含在现代之中。因为现代性、现在暂存性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超越自我而变成非我的冲动。不仅要超越自我，而且要把自我融入一种终极的稳定状态。现代性从本质上不断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
2，与现代性相对的最恰当的对应者，不是后现代，而是古典时代。古典时代包括了一个时间状态，将尚未到来的与已经消逝的、未来与过去聚合在一起，在同样的意义的统一体中构成了生命的全部。例如，神话就是以这种方式编排和分配时间的，创造出一个它所描绘的故事的开头和结尾的节律，其目的就是让其首尾相顾。
3，历史时期的划分属于一种现代性特有的痴迷。时期的划分是将事件置于一个历时分析当中，而历时分析又受着革命原则的制约。同样，现代性包含了战胜的承诺，它标明一个时期的结束和下一个时期开始的日期：将时钟调到一个新的时刻，从零重新开始。
这样，重写的一种意义是，将往事一笔勾销，从而揭示新年代和新时期的序幕。“重”就意味着回归到起点，回归到应该没有任何偏见的开端。15
与之相反，“重”的另一个意义则与“写”有着本质的联系。它丝毫没有重归到起点的含义，而是一种类似弗洛伊德所称的“彻底研究”的意义。利奥塔说“人们正在做的一切就是重新书写现代性本身并使之真实。关键在于，写永远是重写。现代性是在一种永恒的重写中被书写，并将自己镌刻在自身当中。”16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找到的有关重写的最贴切的概念就在于这种前进与后退的双重姿态。”“后现代并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要重写现代所代表的某些特征。”17
无疑，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历史转折时期，或者说一个广阔的的历史的间隙地带。后现代正在浮现，但仍有待于充分的展开、成长和成熟，而后现代的理论也有待于探索建构。
我们正“骑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墙上”。
所以在阐释后现代主义时，我们既不必像鲍德里亚那样视其为洪水猛兽，也不必像詹姆逊那样，一心返回现代性的正面价值。我们就生活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错的这一断层带，这一历史位置就意味着我们必然会遭遇到相应的问题、困境与差异，它们都已浮现出来，而不再“隐藏在历史之中”。18
注释：
1.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第28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 Gerald Graff “Preface” Pi-ii, in Charles Newman,ThePostmordern Aura. 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5.
3. Steve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 P11,34, New York: TheGuilford Press,1997. 中译本参见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参见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 Steve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 Preface xii, NewYork: The Guilford Press,1997.
6. Ihab Hassan: The Postmodern Turn:Essays inPostmodern Theary and Culture. P 40,120,121,Golumbus,OH: Ohio UniversityPress.
7.Steve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 Preface xiii-xiv, NewYork: The Guilford Press,1997.
8.Mark Poster,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pp66-6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吴世雄等译，第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0.Steve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 P31, New York: TheGuilford Press,1997.
11.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吴世雄等译，第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2.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第3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3.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第4页，注2，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14.杨雁斌编《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第5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5.杨雁斌编《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第5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6.杨雁斌编《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第5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7.杨雁斌编《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第5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8.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第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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