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茶业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更在于将其不断地向外传播,并由此形成了影响整个世界的茶文化。这种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也途经了国内、国外两条路线,并由此衍生出一条千年的茶马古道。

千百年来,茶在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香飘万里。茶业的重要中心也随着茶在国内的不断传播几经迁移,大致经历了一条自西向东和向南的路线。

茶马古道

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巴蜀的茶叶,据文字记载和考证,至少可追溯到战国时期,那时巴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并将茶作为贡品之一。

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在西汉成帝时王褒所著的《童约》中可以看出,成都一带在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还出现了专门用具。其实,在西汉时,成都不仅已经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来看,成都很可能也形成了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

茶马古道

所以说不仅是在先秦,在秦汉乃至西晋,巴蜀都称得上是我国茶叶生产的重要中心。秦汉时期,随着巴蜀与各地区交流的日益密切,茶亦被广泛的传播。茶最先传播至东部与南部,湖南茶陵的命名便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西汉时期,茶陵以产茶闻名,茶陵地处江西与广东交界,由此可见,西汉时期期茶的生产已传播至与湘、粤、赣毗邻的地区。

三国两晋时期,由于荆楚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坚实的经济文化水平,该地区逐渐取代巴蜀,成为中国茶文化发展的主要地域。三国时期,孙吴占据东南半壁江山,这一区域茶树种植的规模与范围较大,是我国茶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主要阵地。

此时茶的饮用亦传播至北方的名门望族族。西晋时期,《荆州土记》记载了此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情况,其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说明巴蜀艳压群芳的优势已被荆汉地区所取代。

茶马古道

五胡乱华,西晋南渡,北方豪门进驻中原,建康成为当时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崇茶之风盛行于贵族富豪之间,致使江东饮茶与茶文化得到进步的发展,加快了我国茶叶向东南推移的脚步。

这一阶段,使我国东南地区的茶叶种植由浙西扩展至今温州、宁波沿海一带。此外,《桐君录》记载有“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即指常州,而茶产自自宜兴,这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业也十分有名。

茶马古道

三国两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越发显著。唐代中期以后,长江中下游茶区产量大幅提高,制茶技艺亦达到当时的顶峰。高水准生产出的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羨茶被列为贡茶。此时,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正式成为我国茶叶产制中心。

在当时,江南茶叶的生产极其繁盛,据史料记载,安徽祁门周围,千里之内,各地种茶,山无遗土,业于茶者七八。在唐代,现赣东北、浙西和皖南一带茶业的发展尤为突出。由于贡茶产于江南,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区制茶技术的提高,同时也带动了全国各产区的生产与发展。

《茶经》与唐代其他文献均记载了当时茶叶产区的遍布范围,在今之四第川、陕西、湖南、湖北、云南、广西、广东、贵州州、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河南等多个省区都有茶叶产区,其范围已可与我国近代茶区相媲美。

由五代及宋朝初年开始,全国气温骤降,使得我国南部茶业较之北部发展更为迅速,并取代长江中下游茶区成为宋朝制茶中心,具体表现为福建建安茶取代顾渚紫笋成为贡茶。闵南和岭南一带的茶业发展较唐朝时,更加活跃和蓬勃。

宋朝时期茶业中心的南移，主要与气候有关。低温致使江南早春茶树发芽迟缓,不能保证于清明前运至京都。而福建地区气候温暖,茶树发芽较早。

欧阳修曾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由于建安茶被列为贡茶,所以对其采制的要求精益求精,其在全国的名气也越来越大。福建茶区也成为茶饼、茶团的制作研究中心,从而带动了闵南和岭南茶区茶业的迅速崛起与发展。

综上所述,在宋代,茶已遍布全国各地,宋朝茶区的范围已基本确定,与现代茶区范围非常相近。明清以后,茶业的发展主要侧重于制法与其种类变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