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浦谈巴丢，“后学之后”的历史性出场

——读毕日生《巴丢非美学文艺思想研究》

 

     20世纪末，法国一批如日中天的哲学家如巴特、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等相继陨落，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随之走向衰落。于是有学者提出了“理论之后”的“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后学之后的理论时代产生了多种变革的趋向：一种是将否定的消极的后现代转变为建设的建构的建设的后现代，如，另一种是面对后现代理论的极端化和解释现实问题的失效与失范，回过头去寻找解困之道。

就是在这样一个“后学之后”的时代里，法国一位“不合时宜”的哲学老“新星”跃然星空。说他“不合时宜”是因为他既非“二战”后法国哲学传统的后继者，也非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承继者；说他老，是指他其实年龄不小了，说他是新星，是说他的学说在当今世界思想的困境中被探索解困的人们“蓦然回首”，发现他就在那“灯火阑珊处”。

    他以一种“柏拉图姿态”创立“事件哲学”，以全新的哲学视域展开了诸如事件、真理、主体、普适性、数学本体论、无限、空、情势、情势状态、类属、类属真理程序等一系列哲学术语的独特诠释，并提出了“数学即本体论”、“科学、政治、艺术和爱是哲学的四个真理程序”等哲学命题。

    这位法国哲学的老新星就是阿兰·巴丢（Alain Badiou, 1937－）。

    他的思想自成一派，是当代哲学界的“这一个”。最近十余年，他的思想成为世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之一。

    巴丢思想之所以在“后学之后”历史性出场，与其激进的哲学批判态度和立场及独特的“事件”哲学思想紧密相关，也与“后理论”时代学术界的理论焦虑不无关系。巴丢对分析哲学、解释学、后结构主义三大哲学主流持激进的批判态度。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反柏拉图主义”倾向相对立，巴丢持一种“柏拉图姿态”，提出了“回到柏拉图”的哲学主张。“柏拉图姿态”就是“承认诗人时代的结束；把数学的当代形式作为本体论的向量；从真理功能的角度思考爱；铭记政治开始的方向。”（巴丢，1992, p.97.）他重提真理及其普适性，并试图在非哲学家的人群中建立人们对于真理的信仰与忠诚。

    对于“真理”的彻底放弃也许是当今时代的突出文化症候之一。然而，巴丢哲学最为一鸣惊人的举措，最富于挑战性的举措，就是试图证明真理的“严格的、毫不妥协的普遍性”。巴丢认为，“哲学要想存在，就必须顺应时代的需要在真理范畴的历史上再迈进一步。在今天的欧洲，真理就是新思想。”巴丢所说的真理既非“符合论”的真理，也非“存在论”的真理，更不是党派真理。他认为真理是一个过程，是事件之后不时发生的、信仰一样的东西，是主体对事件的忠诚。因此，真理、事件、主体就是这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一个真理通过主体的宣布而成为真理，这些主体在宣布真理的过程中，以其对事件的忠诚而成为主体。”（彼德·赫尔沃德，2003）巴丢的哲学思想在当今一个解构的时代、藐视真理的时代，显得格外“不合时宜”。然而，巴丢毫不畏惧由此带来的自身哲学的“边缘化”，他甚至藐视这种“边缘化”。

    巴丢的数学本体论确切地说是数学集合论本体论。他从集合论本体论出发，展开了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巴丢认为，科学、艺术、政治和爱是哲学的四个真理程序，是哲学得以实现的四个条件。他还认为，哲学自柏拉图到黑格尔，在本质上是“系统性”(system)的，而这种“系统性”就是指“完整构造哲学四个类属条件的先决条件”。他的哲学思想就是试图阐明这四个条件的“可共存性质”。哲学并不产生真理，真理只能来自这四个真理程序。哲学的目的在于掌握真理，在于为这四个条件的“可共存性”提供一个思考的概念空间。由此看来，艺术是哲学的四个真理程序之一。巴丢正是在这样的哲学视域中，他重新建构了哲学与艺术的“非美学”关系，并展开了对文艺作品的“非美学”式解读，形成了独特“非美学”文艺思想。

    正是由于艺术与哲学全新的“非美学”关系，使巴丢的文艺思想与其哲学思想产生了一种新的“非寄生性”关系。人们通常有这样的认识：文艺理论往往具有“寄生性”，即文艺理论的知识生产与其学理生成机制，往往依赖于文艺之外的哲学思潮或其它理论流派（主义）。换言之，文艺往往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哲学家的文艺思想往往是其哲学思想的理论延伸，是其哲学思想的一部分。巴丢的文艺思想与其哲学思想的关系，可能会突破这种所谓的文艺理论“寄生性”。在巴丢看来，四个真理程序是哲学产生的条件，哲学并不产生思想，而是为思想提供概念的空间。因此，他对文艺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是在进行哲学问题探讨；他对文艺作品的解读，同时也是在阐释文艺作品的“内在的”哲学思想。某种程度上看来，他的文艺思想是其哲学思想产生的依据。巴丢文艺思想之所以与其哲学思想有这种“非寄生性”的关系，正是由于巴丢对艺术与哲学关系的全新“非美学”构想。

    “非美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艺术与哲学关系的一种全新的构想。巴丢将历史上诗与哲学关系归结为三种图式：启蒙式、浪漫式与古典式。而“非美学”是诗与哲学关系的第四种图式。这种图式认为，诗（艺术）不再是哲学的研究对象，而是哲学得以形成的条件，是哲学的四个真理程序之一。艺术本身就是真理的生产者。另一方面，“非美学”指“特定艺术作品独立存在的内在哲学效果”（intraphilosophical effects）。“特定艺术”指特定的艺术类型，如诗歌、戏剧、电影、舞蹈等，还指特定的作家作品，如马拉美、佩索亚、策兰、兰波等人的诗歌，贝克特等人的小说、戏剧等。

    由此可见，“非美学”是把握巴丢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阿兰·巴丢“非美学”文艺思想研究》一书作者毕日生博士，在把握巴丢哲学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以其“非美学” (inaesthetics)思想为核心，探索了巴丢“非美学” 文艺思想、诗学思想及其当代视野，从中管窥巴丢整个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大厦及其当代意义。

    作者首先通过哲学关键词的方式，梳理了巴丢的基本哲学思想。然后分析了巴丢文艺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内在关系。全书以其文艺思想最核心的术语“非美学”为切入点，分析了“非美学”概念提出的背景及其含义。在作者看来，“非美学”不仅是艺术与哲学的一种新的关系图式，还是巴丢分析解读文艺作品的一种新角度和新方法，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非美学”文艺思想。作者最后还分析了其哲学思想及文艺思想在最近几年表现出的强烈的“介入”当下的姿态，以及巴丢对当代艺术所作的分析批判。

    因此，“非美学”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关系，还是一种新的思想和新的方法。作为一种新的文艺思想，“非美学”包含了巴丢对艺术真理、艺术主体、艺术事件等问题的独特思考。作为一种新的方法，一种新的文艺解读方法，巴丢展开了他认为的特定艺术类型、艺术作品的“非美学”式解读。

    巴丢 “非美学”文艺思想认为，艺术真理是艺术事件之后的一系列艺术形构。艺术的主体就是艺术事件之后的一系列作品及作品的新形式。艺术事件是在艺术的情势中发生的、偶然的、断裂的、标志着新的真理和新的主体诞生的事件。巴丢独特的“非美学”文艺解读方式，则是一种参与式解读，一种强力解读，一种反传统式解读，一种哲学式解读，总之是一种“非美学”式的解读。

    通过这种“非美学”的文艺思想及“非美学”式的解读，巴丢对贝克特小说、戏剧，对马拉美（还包括佩索亚、策兰、兰波等人）的诗歌进行了文本细读。然而这种文本细读绝不是“新批评”的语义式分析，也不是解释学的意义式细读，更不是传统美学体验式品读，而是通过“非美学”式的解读，发掘出这些作品的“内在哲学效果”，即这些作品中内在包含的、独特的关于“存在”、“事件”、“真理”、“主体”等方面的哲学思想。哲学中提到的这些概念只是一种“概念空间”，而要真正理解这些哲学范畴，必须回到哲学的条件，回到艺术中（政治、科学、爱之中）去，用特定艺术类型中的特定作品来解释这些哲学范畴的思想内涵。贝克特小说、戏剧揭示了存在的“空”、存在的“阴暗”、主体的形象、爱的相遇、事件及命名等哲学思想。通过对马拉美诗歌句法、诗学思想等方面的解读分析，揭示了事件、命名、真理、忠诚等哲学思想。巴丢对电影艺术进行了独特的理解。他认为电影是一种“大众艺术”，一种“不纯”的艺术，是“第七种艺术”，是一种“加一”的艺术。电影是民主的象征。电影艺术有历史的、叙事的、精神分析的、文化的四重维度。电影需要哲学，哲学也应该成为一种“大众哲学”。

    通读全书，我认为《阿兰·巴丢“非美学”文艺思想研究》一书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其一，该书的选题具有前沿性和开拓性。从目前国内外对阿兰·巴丢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外关于巴丢的研究如火如荼。从2000前后至今的十余年间，巴丢的著作几乎全部被翻译成了英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最近十余年，巴丢不断有新著问世，目前出版新著大约二三十部。而从我国学术界对巴丢的译介、研究才刚刚起步。此书是国内第一部巴丢文艺思想的研究专著。

    第二，凸显了巴丢思想在“后学之后”历史性出场的理论意义。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是“否定性”的：摧毁、解构、颠覆、否定、超越、批判既定的、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等。因而后现代主义又被称作“否定的后现代主义”。巴丢哲学思想的出现，给走向颓势的后现代哲学迎头一击，更使“后学之后”哲学的未来有了一丝希望。作者用“不合时宜”一词来概括巴丢哲学思想的独特性，这里所谓的“时宜”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形成的“时宜”。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归纳了巴丢思想的这种“不合时宜”：其一是“回到柏拉图”与“反柏拉图主义”的对抗。其二，“永恒的、普遍真理”对抗“差异”、“多元化”时代的“真理的终结”。其三，“真理－主体”对抗“主体终结”后的“身体－个体”。其四，“数学＝本体论”对抗“语言本体论”。其五，“系统化”哲学构想对抗当代的“碎片化”时代。作者的这些分析都是比较准确和精当的，以此凸显了巴丢思想历史性出场的理论意义。

    第三，本书是国内首次对“非美学”巴丢文艺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成果。从国外的研究现状来看，西方学者的个别论文谈到了巴丢的诗学思想、非美学概念、电影理论及巴丢对贝克特、马拉美、佩索亚与策兰的分析等，但目前尚且没有对其“非美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成果。国内情况更是如此。作者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巴丢“非美学”思想的人。作者围绕巴丢文艺思想的核心范畴“非美学”展开研究，对“非美学”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对“非美学”与传统美学思想中的“反美学”，与哲学中的“反哲学”概念进行了辨析。以马拉美为例，梳理了巴丢“非美学”的诗学思想。以贝克特的小说与戏剧以及巴丢对电影艺术的研究为例，总结了巴丢“非美学”的艺术思想。

    第四，分析了巴丢思想“介入”当下的理论立场及现实意义。巴丢哲学近年来表现出了强烈的“介入”立场。他对当代世界的逻辑进行了深刻分析与批判。认为世界的“民主唯物主义”逻辑中，“只有身体和语言”。而要打破这种逻辑，就必须加入“三”——“真理”。他主张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逻辑应变成“除了真理，只有身体和语言”。从这种“介入的”哲学立场出发，巴丢展开了对当代艺术问题的批判。当前艺术的当务之急就是“避免做一个浪漫主义的形式主义者”。艺术应该找到一种新的普遍性——艺术真理。艺术的主要任务就是真正的“新形式”的创造，艺术的真正功能则是，创造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包括艺术的可能性，同时指政治的可能性。巴丢对当代艺术的批判，对于我们思考当前中国文艺界的“身体写作”问题、当代文学的“新生”问题、“新媒体文学”与文学产业化问题、“后理论”时代文艺研究的出路问题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第五，作者本人学术能力、学术视野的一次重要提升。2009年，当毕日生向我提及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选题时，我对他的选题是深表担心的：一是巴丢的著作几乎全是英文、法文，当时的国内译著是空白的，突破语言关是摆在毕日生博士面前的第一道难关。二是巴丢哲学思想本身的独特、深奥，对于哲学基础相对薄弱的毕日生来说是又一个极大的挑战。然而，毕日生博士克服了这两道难关，知难而上，自学了法语，夜以继日的勤学苦读，经过努力终于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论文。在此过程中，他的学术能力得到了一次提升，学术视野也随之开阔了。他在读博士期间和毕业后这两年，在《文艺理论研究》、《江西社会科学》、《福建论坛》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巴丢研究论文，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希望他在此基础上能继续努力，更进一步。

    当然，全书中有些方面尚显薄弱，例如巴丢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方面；“非美学”思想的深入分析归纳；巴丢哲学思想、文艺思想的局限性分析；巴丢艺术真理、艺术主体、艺术事件思想在当代中国文艺研究中的理论意义等方面，仍需作者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继续深入，继续探索。

    作者在全书结语中所言： “（巴丢）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哲学家自嘲为一名‘孤独的守夜人’，真理的曙光和他思想的光辉何时才能划破冰冷的夜空？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希望毕日生博士的这部巴丢研究专著，也能在国内巴丢研究方面发挥其应有的开路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