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67年生于山东招远。曾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字评论家”奖项。

《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张新颖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6月版，59 .00元。

一九五九年，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陈列室做解说员。 内山嘉吉摄

如果时空可以穿越到1950年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如今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我们或许会有机会遇到在陈列部给观众当讲解员的沈从文。这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蜚声文坛的作家，这时已经转行。在陈列室里，他给一群群观众耐心、细致甚至庄重地讲解文物，观众中有凡事感到惊讶的学戏曲的女孩子，有乡村干部，有给外宾做翻译的女联络员，有老大娘，也有听完讲解派个代表来鞠一躬的学生群……鲜有人将这位个子矮小、待人和煦的讲解员和作家沈从文联系在一起，但沈从文却仔细地记下了在“生命极端枯寂痛苦”的时期，这些成为他生命中润泽的人群。

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一书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带着读者进入沈从文后半生的生命历程，让我们细读一位杰出的作家、学者，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在他后半生的悲喜歌哭。

1997年，张新颖写出了《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这是他第一篇关于沈从文的文章。到2013年，《沈从文的后半生》完成，这个坯胎长成历经16年。但张新颖说，真正促使他动念写沈从文后半生传记的，是2002年底出版的《沈从文全集》里沈从文生前未曾发表过的四百万字，那四百万字大多是1949年后所写。

怎么能够最真实地再现一个人40年时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张新颖对南都记者说，最好是能够把他的40年一天一天排下来。这个刺激来自他在复旦大学文学院隔壁办公室治唐代文学史的陈尚君，陈教授对旧五代史的材料，熟稔到哪一天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排下来。回到沈从文，“很少有人的材料像沈从文这样连续、完整，我想，做不到一天一天地排下来，但是差不多以星期为单位的话可以排下来。”此前一直模糊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便在这些具体的日子里面铺展开来，渐渐清晰。

写完沈从文的后半生，让张新颖不确定的是，还要不要再溯源而上，写写沈从文的前半生。“当年我是很急于要写他的后半生，就觉得他的后半生，有这么好的材料，大家都不了解。现在这个书出来以后，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在南都记者的专访中，张新颖坦承自己的踌躇，“我也要想想这个问题。”

1

沈从文研究的是老百姓的文物

沈从文做的文物研究，是跟老百姓日常生活、劳动、创造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研究扇子、马鞍，人家觉得你这不是文物。从他的历史观来说，他其实是走在很多人的前面。

南都：一般我们了解沈从文，大多止于他上世纪30年代的小说作品，再多一点就是了解他在历史博物馆做服饰研究。但是沈从文的后半生，从文学转行到文物研究，你的书里也写了这个转行的过程。他做的文物研究，近年随着物质文化史研究本身的热度加大，慢慢凸显出价值，之前似乎关注度不够。

张新颖：这个问题特别好，他的文物研究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才慢慢被人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我们笼统地说沈从文新中国成立以后做文物研究，但是实际上他做的东西，是传统的文物研究界不做的。所以他在做文物研究的时候，除了政治压力很大，其实还有一个来自于同行的压力，这个压力对人是更致命的。

传统的文物研究，要么是文人的，比如说书画，要么是庙堂的、帝王的，比如说青铜器，我们的观点里面那才是文物。沈从文做的都是跟老百姓日常生活、劳动、创造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研究扇子、马鞍，人家觉得你这不是文物。从他的历史观来说，他其实是走在很多人的前面。他实践了很早就有人提出来的观念。

在1900年左右，梁启超等人就有关于中国历史的讨论，梁启超认为中国没有历史。他说《二十四史》就是一帮人和另一帮人相逐相杀的历史，是江山改朝换代的历史，他认为历史应该关注普通人。这个当然影响很大，从观念上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在实践里面是很难实现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还是被排斥在“历史”概念之外。

世界上的历史研究也是这样一个趋势，逐渐向下的、注重普通日常生活层面的。所以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其实是合乎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沈从文上世纪80年代出的书会成为这个学科的奠基之作。现在回过头去看，他其实很多工作都做在前面。

南都：可不可以说，沈从文的特殊在于其实他是从艺术家的直觉出发，热爱这个东西？

张新颖：有艺术家的直觉在里面，所以汪曾祺说他这个考古学是抒情的考古学。另外一点就是，虽然沈从文没受过正规教育，但是他读的书太多了，读了大量的杂书。我们读书的时候，会知道这本书是文学的，那本书是历史的。他不知道，他脑子里没这个概念，一方面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的教育也不像我们后来学科分类这么严格，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他就是喜欢什么读什么，其实是读了大量的杂书，这个对他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好处。而且沈从文记忆力特别好，他读的东西能记住，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2

不是半路出家，是漫长过程

《从文自传》里面有一条很清晰的线索，一个年轻人对文物、对历史爱好的线索，或许是沈从文自己都没意识到的

南都：很多人可能都会困惑，为什么沈从文研究文物看似半路出家却能做到专业的程度，他之前的积累是如何的？

张新颖：这个积累其实跟人的天分、兴趣有关。我一直觉得，《从文自传》这本书很有意思，《从文自传》是沈从文30岁的时候写的，写的是他20岁以前的生活。所以《从文自传》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说这是一个文学自传。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去看，发现里面有一条很清晰的线索，一个年轻人对文物、对历史爱好的线索，或许是沈从文自己都没意识到的。

他写自己当兵的时候一个月3块钱的工资，背包里会有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这一类跟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连在一起的书。他特意写了一章《学历史的地方》，写在陈渠珍(筸军统领官)身边做书记官，保管字画、古董，他对这些很有兴趣。但他30岁的时候没想到，十多年后自己会来做这个。

我们说起沈从文研究文物是半路出家，好像是从1949年以后一下子跳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不是的，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特别是上世纪40年代到了昆明后，他对文物、对历史的兴趣，已经不能单纯地叫做兴趣了，在生命当中占的比重就越来越大了。所以汪曾祺说，他跟沈从文读书的时候，谈文学没有谈乱七八糟的东西多，这个就可以看出他兴趣的偏向。他在昆明的时候做的那些事情，今天也没有人好好来说。

南都：这几年对他的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是不是关注得多一些了？

张新颖：对，其实有一个我们消化的过程，慢慢意识到他当年做的一些事情的意义。你看他在做文物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心。他1949年给丁玲写信，丁玲说你要回来写作，他说我就不回来写作了，因为写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就去做我的杂文物研究好了，他说我做这个研究，给后代留一份礼物吧。

1949年说这个话说得多自信，你们少壮和文豪写的东西其实是过眼云烟，写完就完了，我做的这个东西可以留给后代。在1949年的时候，不知道丁玲看到会不会觉得这个是大话，那你现在看来他说的这些就不是大话，我们现在才慢慢地认识他的那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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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万字新材料

这些材料能够使你的历史叙述免于变成只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可能是对的，但是一定会有例外，否则一个模式概括所有的人，那就麻烦了。

南都：你觉得沈从文的后半生，有哪些比较关键的节点？

张新颖：第一个就是1949年的发疯自杀，这个特别重要。这个很关键，死过一次再活过来的人，如果他真的想活的话，这和“不敢死”是不一样的。其实沈从文面临的困境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普遍的，但是没有人敢像他那样，走到绝境。这个绝境当然一方面是外力的逼迫，一方面也是自己的精神上就敢走到底———我走到底活过来了，那以后只要我自己想活，你就没办法让我再死了。

所以沈从文为什么后面经历了那么多的屈辱还是幸免于难，就是因为前面已经死过一次了，等于在绝望当中重新诞生一次。1949年其实是一个重生的起点。

再一个就是1949年到1955年左右，他开始做文物研究。但是精神病不是一下子可以好的，也在慢慢地恢复，再加上身体也不好，各个方面的毛病也出来了。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他的心情也不是特别好，应该是比较糟糕的。

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契机，大概到1956年左右开始，他就很平静了，没有到“高兴”这个层面，就是心里面不会像前面几年那么糟，他一门心思转到文物上，把这个当成安身立命的事业，心里就很坚定了。到1960年开始，做服饰史的资料，这个算一个节点。然后就是一直忙，忙到“文革”以前。“文革”当中下放是特别艰苦的，但是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这算另外一个阶段。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社会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了，他的地位也不一样了，海外开始关注他，慢慢地国内也开始关注他，包括他的生活条件也在逐渐改善。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去世，这应该算一个阶段。

南都：你曾经提到写这部传记很重要的材料是《沈从文全集》中，后来整理出来的那400多万字，这些材料当中让你特别有新鲜感的是哪部分内容？

张新颖：新中国成立以后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个我们说得很多。比如说我们通过回忆录了解，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到底是怎么想的，有的说“那个时候我特别真诚”，这是一种；有的说，“我其实那个时候就看出不对来”。但是这些一个是回忆录，另外一个就是别人的描述，那么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就是沈从文后来的书信所起到的一个作用。很少有一个人，会把他40年来精神的活动记录得这么清楚。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研究文学，也是研究知识分子史的一个特别的材料，这个是我感兴趣的。

比如说批判《武训传》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想的？从现在各种各样的材料上，看到的是一个东西。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当时具体的人是怎么想的，沈从文的书信里面就有，而且很幸运地保存下来了。

所以像这样一个东西，它可以和公开的材料构成一个很大的差别，可以让你了解当时的历史里面人们真实的精神活动。当然这个精神活动的范围不是很大，只局限于他一个人或者是几个朋友。但是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些材料能够使你免于历史叙述变成只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可能是对的，但是一定是会有例外的，否则的话一个模式概括所有的人，那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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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有“自己的东西”

他老是说“我是乡下人”，当他跟知识分子对立的时候，暗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乡下人比较笨，但是我有一个我自己的东西，你没有。

南都：1949年面对新的政权，很多知识分子的抉择不会像他那么痛苦，但是沈从文好像比大家都早走一步。包括“四人帮”倒台之后，他写的信当中对大环境的判断，可以说还是挺精准的。他看上去并不算知识分子中特别天真浪漫的那一种，你怎么理解？

张新颖：我觉得就是他有一个自己的东西。很多知识分子没有判断是因为没有自己的东西，就跟着时代潮流走。知识分子应该是有自己独立的精神和立场，但是看我们的历史，实际上知识分子就是一直在跟着潮流。

沈从文他有一个自己的东西。不管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他老是说“我是乡下人”，这个“乡下人”有时是跟知识分子对立的，有时候跟城里人对立的。当他跟知识分子对立的时候，暗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乡下人比较笨，但是我有一个我自己的东西，你没有。这个时代、潮流是这样，你就是这样，下一个时代潮流换了，你也跟着那个潮流换，但我一直都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说沈从文不懂政治，但是他对大事的判断确实是很准的。我这里面也提到，1948年的时候，他写国共内战，写了一篇叫《迎接秋天》，他说，国共内战它的结果是什么？他的结论是说，要么不结束，就这样打下去，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悲剧；要么结束，意味着有一方胜利了。他说其实不管哪一方胜利了，都意味着一个集体的集权。他说得非常明确，国民党如果胜利，也是集体的集权，他看得很清楚。他为什么看得很清楚？这就是他一直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他不会被一些概念、理论、思想来左右自己的感受。

南都：他这个判断你觉得是来自于他哪部分的经验？

张新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普通、很朴素的生活经验。我们因为后来念了很多书，我们的思想都变得很不朴素了，但是你回到最初的那个感受里面，其实很多事情没有那么难判断，他一直就是那么一个很朴素的生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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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时代的关系

沈从文不是随波者，但也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普通人，躲在一个小角落里，偏离这么一个大的潮流，在做自己的事情。

南都：易代之际所有人都面临着怎么处理跟新时代的关系问题，大部分人可能是选择走到前头去，但是沈从文是不断地、慢慢往后退的感觉。你在后记中也提到了作家和时代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你会在书里这么突出沈从文跟时代的关系？

张新颖：任何时代，都有人和时代之间的关系，但不能把人和时代的关系方式变得单一，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我觉得沈从文和时代的这个关系就非常有意思。《沈从文的后半生》封面设计得很好，用了沈从文画的一幅速写，1957年五一劳动节早上，上海外滩的外白渡桥，游行队伍轰轰烈烈，画面另一边是黄浦江里一艘小小的艒艒船———那个时代的潮流，游行队伍、锣鼓、歌声，放在这个构图的中心的位置。其实任何时代大的潮流，都是在这个时代的中心位置。沈从文在哪儿呢？沈从文在这儿(指右下方艒艒船)。沈从文不是随波者，但也不是英雄、斗士，不会跳到(大潮流)这里来反对他们。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小角落里，很小很小，人们看不到。他偏离这么一个大的潮流，在做自己的事情，他在小舟上捞鱼虾，在研究他的马鞍、镜子、扇子。

南都：这个封面图就是沈从文画的五一节外白渡桥所见吗？

张新颖：对，在上海画的画，我对他这幅画特别感兴趣。所以为什么会关心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好像讲的是20世纪的故事，今天是这样，在以后也是这样，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个强大的潮流，这个潮流现在不会像“文革”那么单一了，但是今天也有潮流。这个潮流一定是处于一个最显眼的位置，大部分的人都会随着这个潮流。比如有的人在这个潮流的前面，就很得意；有的人要拼命地赶上这个潮流，气喘吁吁也要跟着这个潮流，如果被这个潮流排斥在外，要想办法加入进去，通常都是这样的。

但任何一个时代，都应该有在这个潮流之外的，哪怕是一个很小角落里面的人。看起来他是很不起眼的，但只要有潮起，一定会有潮落的那一天。到最后这个潮流没有了，你真的是很难想象，这么强大的一个潮流，它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那是说得客气一点，很可能它留下的反倒是灾难，是负面的，而在那个角落里的人倒是留下了了不起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构图里面，这个东西很小很小，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这个社会就是失衡的。所以我蛮喜欢这个封面设计的，我觉得它很能代表沈从文这个人跟时代的关系。因为任何一个时代，我们大众的眼光都是看这个(游行的队伍)，不会去看这个(艒艒船)。

6

文学上的遗憾

解放以后，他就写不出来，老是写不出来，因为留给他的夹缝(太小)。从这一点上讲，他去做文物研究，蛮好的。

南都：沈从文早年的抱负，是要跟契诃夫比肩的，你怎么看他后来文学的中断？

张新颖：这当然是惋惜了，我虽然认为，沈从文做文物研究有他生命本身的发展脉络在里面，但是那个迫使他放弃文学创作的强大力量，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这个是他改行的最大的原因，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说遗憾都是一个很轻的词了。所以他后半生虽然放弃了创作，但其实也不甘心的，隔两年捣鼓出一个东西来，一直是心有不甘的。

南都：他也挺矛盾，似乎很释然很平静，但其实还是没有真正停止写。

张新颖：对，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一个人的心里面，没办法归结为一个单一的想法，有的时候想想很不甘心，有的时候想想，我做这个文物也很好嘛，就是这样。

南都：客观来讲，你觉得他1949年之后的小说写得怎么样？

张新颖：1949年以后的小说真是不成功。

南都：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沈从文说自己写小说的能力已经失去，不再复得了，你觉得是有这样的问题吗？

张新颖：是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不是一个英雄，他不是说我就是完全可以不管你这个意识形态，不是，他还是想写一个能够为大家认可，包括为现在的形势所认可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把自己的特点失去，这样留给他的空间就很小很小了。

你看沈从文以前是个高产作家，人家都讽刺他，动不动哗啦哗啦就写。但是解放以后，他就写不出来，老是写不出来，因为留给他的夹缝(太小)———要么完全放弃自己的特点，就照着要求写；要么根本不管什么要求，我就写我的，也可以(写出来)。但他不是这种性格，他是在这个夹缝里，所以总是写不出来。从这一点上来讲，他去做文物研究，也确实是蛮好的。

南都：某种意义上反而挽救了他。

张新颖：对，他自己其实也意识到这个困难了，所以他就去做文物研究。

南都：书里面你提到在给助手王予予的信里，他说自己有一个自内而来的阴影，这个阴影怎么理解？

南都：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细节是你还写到，沈从文生命晚期的时候，眼泪流得特别多。张新颖：这个可能我们不太容易理解，但是一个老人，在一个漫长的不正常的环境下生活，经历了来自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屈辱、打击，然后心里留下对于各种各样外在力量的恐惧，这个是很正常的。

张新颖：这是(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跟我说的，我觉得沈虎雏提醒得也对，他说沈从文就是一个喜欢流泪的人，年轻的时候也是。但是晚年的眼泪和年轻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晚年时，沈从文中风了，手不能写，说话也不利索，只能吐露简单的字。所以眼泪代替了很多表达方式，眼泪的内容是挺多的，里面也有他一生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