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绸之路的主导权，终于再度回归中国之手。

1760年，中国大军彻底平息新疆地区（此前称为“回部”或“西域”，“新疆”之名称，按后来左宗棠的解释，即“故土新归”）的长期叛乱。在胜利捷报传向北京的同时，一个难题也摆到了执政者面前：如何建设新疆、发展新疆？

乾隆皇帝的行动是：复苏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繁荣。

乾隆版一带一路实践之

文/雪珥

这无疑是最为与时俱进的“铸剑为犁”，兆惠实际上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赌注，体现其对新疆维稳大局的自信。

南疆货币特区

以军功而铭刻史册的兆惠将军，在写给中央关于新疆善后的报告中，却不惜笔墨，详尽地论述了货币制度在稳定新疆和发展新疆中的巨大作用，提出要进行货币体制改革，发行自主货币。

此时新疆，面对的最大金融困境是白银外流。乾隆在1760年的一份上谕中，坦承新疆遭遇的白银外流：“内地所用银两，携至外藩交易，有发无收，将来恐致耗散。”

新疆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结构单一，不少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必须依靠与周边邦国的贸易，造成出超；二是南疆长期被准噶尔势力盘踞，包括货币在内的主权实际上难以行使。

在兆惠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议：“回部钱文应行改铸”。所谓“回部钱文”，是指此前在南疆地区通行的准噶尔货币。这是一种铜质铸钱，当地称为“普尔钱”。

当时世界上最为通行硬币，铸造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西方通行的所谓希腊罗马式，以打压法铸造；二是东亚地区通行的所谓中国式，以浇铸法铸造。新疆虽然早在汉唐就纳入了版图，但总是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动，而常常游离于主流之外。

兆惠率军收复南疆，重新铸币发行，即便在主权宣示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回部钱文应行改铸”，不仅是经济战略需要，也是政治战略需要。

兆惠提出的铸币方案有两种。

第一种方案是“照内地制钱，每一文重一钱二分”。“制钱”，即制式铜钱，外圆内方，对于铸造方式、含量、铭文，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一方案的好处，一是简单，直接将内地铸钱所用的模型带到新疆即可；二是便捷，可迅速将新疆经济融入全国一盘棋中。而其不利之处，一是不符合南疆当地人的使用习惯，二是新疆经济百废待举，一步到位与内地货币并轨，可能会给新疆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

第二种方案，是“即照回钱体质，一面铸乾隆通宝汉字，一面铸叶尔羌清文及回字”，即对南疆原先通行的“普尔钱”进行改造，铭文去除宗教教条，突出“乾隆通宝”这一主权标识，并使用汉满回三种文字。显然，这种折中方式，既顾及了主权宣示，又顾及了当地的使用习惯。

乾隆其实并未在这两种方案中选择，而是做出了“一疆两制”的第三种决策：在北疆地区发行内地的制钱，而在南疆地区，则采用兆惠的第二种方案，发行“新普尔钱”。

整个新疆地区，政府体制有三种形式，一是北疆地区的郡县制，与内地完全相同；二是吐鲁番、哈密及厄鲁特、哈萨克等地的札萨克制；三是南疆地区的伯克制。实行郡县制的北疆及实行札萨克制的吐鲁番等地，长期与内地经贸来往频繁，早已纳入了制钱的实际使用范围，可以一步到位推行内地的货币。乾隆的方案，是因地制宜的现实做法。

战争刚刚结束，铸造新钱所需要的铜材，短期之内还难以运抵新疆、尤其南疆，因此，兆惠建议：“现有铸炮铜七千余斤，请先铸五十余万文，换回旧钱另铸。”将铸造大炮的铜材，改为铸造钱币之用，这无疑是最为与时俱进的“铸剑为犁”。兆惠实际上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赌注，体现其对新疆维稳大局的自信。

“新普尔钱”弃用了此前“形椭首镜、中无方孔”的形状，而改用外圆内方，定重二钱，按照1：2的兑换率回收旧钱，次年改为1：1回收。如此优惠政策，大大加快了旧钱的回收速度。

与内地制钱多用黄铜、且“铅四铜六”的比例不同，“新普尔钱”“悉提净红铜而成，并未配铸他项铜铅”,铜的含量高达90%，色泽呈现红色，因此民间又称“红钱”。

“新普尔钱”开始发行后，南疆地区出现了铸币厂，最早是在叶尔羌，而后扩展到阿克苏、沙雅等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原先相当原始的铜矿业，开始兴旺。政府鼓励南疆民众开采铜矿，铜矿的规模得以迅速扩大，技术得以迅速提高，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新普尔钱”在整个南疆地区发行，大大超过了此前准噶尔统治下只有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三地使用铸币的局限，解决了南疆其他地区的货币“短板”，令南疆商贸流通提速。南疆各级政府设立集市；中央财政则对南疆棉布等实行政府采购，输往北疆以换取马匹。这种“绢马贸易”，既盘活了南疆与北疆的资源，又提高了南疆与北疆的生活水平，南疆以“新普尔钱”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也得以不断壮大，为数十年后在全疆地区推行“新普尔钱”打下了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南疆实行单独的货币体系，有效地保护了当地新生的经济。晚清时期，内地多次发生“钱荒”，导致银价暴涨、铜钱贬值，而南疆地区的“新普尔钱”则因保护而一枝独秀，令南疆避免遭受内地货币波动的池鱼之殃。

对于政府来讲，南疆实际上已经成为货币特区，大大减缓了中央财政的负担。原先需完全从内地调拨的军饷和新疆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有相当部分可以“新普尔钱”替代。

简化行政审批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自我节制——政府收回了不该伸出的手，市场就自己动起来了。

此前，凡是前往新疆的商人，一律必须到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汗省乌里雅苏台城）“定边左副将军衙门”领取执照。乌里雅苏台远在漠北，内地商人们要先绕道这里办理手续，再万里迢迢前往新疆，如此一来，等于是筑起了一道行政壁垒，阻止商人入疆。

在战时，这一政策有其合理性，既便于政府控制入疆的商人数量，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不稳定，又便于政府调控入疆的商品种类，以优先满足军用。

平叛战争结束之后，乾隆的注意力放到了如何发展新疆经济上。而加大新疆的开放力度，鼓励新疆与内地的商贸，成为战略布局的关键。简化入疆经商的行政审批程序，顺理成章地成为乾隆的第一个改革举动。

中央推出了新的改革措施，内地商人入疆，一律改由鄂尔多斯、阿拉善、推河、阿济等地的沿疆地方政府核发入疆执照。在圣旨中，乾隆明确指出：“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所关最要”，此次改革，“较之转向乌里雅苏台领照，程站可省四十余日，商贩自必云集，更于新疆有益。”

这样的改革，自然受到商旅的欢迎，这不仅是节省了40多天无谓的艰难跋涉，更提升了商人们对新疆-内地贸易的信心。

中央对于新疆的开放，不断加大力度，除了鼓励商人到天山北路经商外，还鼓励他们进入天山南路。乾隆皇帝多次亲自批示，阐述发展商业对新疆建设的关键作用，如“客民力作，贸易于彼者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耕亩日开，愚迁日众，则中外生计更饶”。乾隆皇帝还多次强调，在鼓励新疆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中，必须严格约束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谆谆教诲此事“须听商民自便”“不可官为勒派”“毋使青吏需索”。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自我节制——政府收回了不该伸出的手，市场就自己动起来了。一时之间，内地商民掀起了到新疆去的热潮，尽管新疆的条件十分艰苦，尽管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一个宣示要安守本分的政府，似乎解除了资本的顾虑。

入疆的两条主要通道上，车旅不绝—— 一条经张家口、归化，走蒙古草原入疆，另一条是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前者是晋商、蒙古商人的主要通道，后者是陕甘及南方各省商人的通道。

中央还鼓励新疆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同样在1760年，乾隆在圣旨中提出：“回疆今就平定，所有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等部人，均为大皇帝臣仆，尔部如欲遣头目入期，以展归化之诚，必代奏闻。”而对于内地商人和外邦商人，清政府在新疆都给予低税优惠，甚至免税待遇，大大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1762年，乾隆再度发布上谕，对于“自平定回部以来”该地区的局势稳定、治安良好、民族和谐予以高度肯定，继而提出应“晓谕商民，不时往返贸易”，同时，强调指出：“贸易一事，应听商民自便，未便官办勒派……若有愿往者，即办给照票，听其贸易。若不愿，亦不必勒派。如此行之日久，商贩自可流通矣。”

在政府的鼓励及有节制的管理下，新疆与内地的经贸交流大规模地推进。“中兴以来，西陲底定，拓地周二万里之广，内地商贾持币帛以来者，论蹄万计。天山以南、玉门以西，昔为游牧佳场者，今则为商埠重地矣。”（《新疆图志·赋税》）南疆地区的“南八城”，也迅速成为贸易中心，如叶尔羌，“货若云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西域闻见录》）

法制推动繁荣

这，当然不可能仅仅出于维稳“羁縻”的短期需要，更多的或许是基于一种大国自信的战略远见。

对于新疆的成就，连英国人都心生艳羡。大英帝国著名学者包罗杰，在其初版于1878年的《阿古柏伯克传》一书中，回顾了乾隆时期的新疆政策，盛赞道：

“他们（中国人）能够给予当地的最大的恩惠当然是维持秩序。公平地在许多诉讼者之间保持平衡，乃是中国行政长官的第一条信条。这个混乱的地区一旦能安定下来，贸易就复活了。大为衰落的当地工业又重新活跃起来；外国企业也被吸引到这个地区来，中国政权很快就使之成为中亚最繁荣幸福的地区。

“但中国人并不仅仅以维持良好秩序为满足……他们自己还作出榜样，使旁人感到应予效仿。富于进取性的甘肃、四川‘和台’商人不仅到达哈密和吐鲁番的市集，他们之中有许多还深入到喀什噶尔本部，并定居在那里。这些难能可贵的经商者填补了在这个地区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补足过的空白，因为他们带来了高度的事业精神和实践的智慧，还有他们特有的东西——资本。

“随着这些‘和台’商人之后，财富和繁荣都增进了。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田成了一等城市，1800年这个地区的人口达到从来没有达到过的数目。”

包罗杰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新疆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在贸易上一切不同民族之间也有完全的平等”，内地来的商人，“必须准备与浩罕人、喀什噶尔人、阿富汗人进行机会平等的竞争，他的籍贯并不能为他取得免税的优惠，或给他什么优于外国商人或当地商人的便利。”因此，如此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当地社会与当地商人。

而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怎样使用税收，它的行政管理以怎样的为公精神把税收用在当地的公益事业上”，包罗杰认为都值得英国人学习。正是有着如此“为公精神”的政府，推进了新疆的普遍繁荣。

这是西方文献中罕有的对中国政府行政成果的称颂。包罗杰所总结的新疆成功之道，概括起来就是：

一、 公平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公正，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二、 廉洁高效的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三、 敬业的商人带来资本、经验与市场；

四、 平等的民族政策减少了无谓的冲突——此前及此后的历史都证明了，有任何偏向性的民族政策，对各方、包括受其庇护的一方都未必有利。

稳定地开放了5年之后（1765年），新疆乌什地区发生暴动。暴动平息之后，对于内地商人入疆，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管理——“商民则北路携眷，而南路不得挚眷”，前往南疆的商人，禁止携带家属。后世一些人将此解读成隔离政策，实在有点刁难前人，毕竟，南疆限制的仅仅是商人不得携带家眷——在一个反暴恐成本高企的特殊时期，这样的限制符合情理。更重要的，这一限制令在半个世纪后也取消了。而即便在限制令推行的半个世纪中，除了曾对作为敌国的浩罕国商人实行过禁止之外，内地商人及外邦商人依然可以在新疆自由地经商。

当代美国汉学家濮德培认为，在当时的新疆，不同民族的“商人精英和官员结合得以获益”，而另一汉学家穆素洁也认为，乾隆时期新疆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发展，将该地区“引入国际贸易范围”。

这，当然不可能仅仅出于维稳“羁縻”的短期需要，更多的或许是基于一种大国自信的战略远见。

压服西边强邻

防范阿富汗及后来崛起的浩罕国，就成为清帝国中亚政策的准则之一。在乾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通商贸易与军事震慑两手齐备，两手都很硬。

乾隆皇帝的丝路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是西边的强邻阿富汗，时称“爱乌罕”。

按西方史学界的说法，彼时的“爱乌罕”，是一个与中华帝国、“准噶尔帝国”（实为中国之叛乱势力）在中亚地区足以鼎立的一方，领土面积包括了今日的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以及印度旁遮普地区，其地位及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30年后派遣马戛尔尼到访的大英帝国。西方史学界一般称为“阿富汗帝国”，或者杜兰尼帝国。

阿富汗帝国皇帝爱哈默特沙（Ahmad Shah Durrani，此处循《清史稿》译法），也是一代枭雄。当中国在新疆的平叛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阿富汗帝国耗费数年时间，积极筹建反华同盟，于1757年计划挥师东进，与中国争夺南疆。这场可能的战争，对于已经在新疆陆续征战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平叛部队来说，压力不小：毕竟供给线过于漫长，且已经是疲敝之师，要与以逸待劳的敌军对抗，风险不小。

但是，在这关键时刻，阿富汗帝国后院起火。这一年年初，被其征服的莫卧儿帝国首都德里，发生了暴动，当地军民起而反抗阿富汗占领军，逼迫爱哈默特沙放弃东进，回师印度，镇压德里的暴动。这给了中国一个极为难得的战略机遇，顺利地结束了平息南疆暴乱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