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运动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那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苦难和创伤。那时候，谈恋爱常会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几乎所有谈恋爱的人都得偷偷摸摸，似乎有一种犯罪感。                                                         

知青资料图

本文摘自：粤海农垦知青网，作者：吴膺惠，原标题为：《知青年代的爱情》。

情感受难重生的人，如果回望，一定可以触及人性的深度。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运动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那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苦难和创伤。我和我的知青朋友门最难以忘怀的是在那特殊时期的影响了我们的一生的爱情。

那时候，谈恋爱常会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几乎所有谈恋爱的人都得偷偷摸摸，似乎有一种犯罪感。与我一起上山下乡到海南岛的一对恋人，在去海南岛之前就志同道合，双双报名“屯垦戍边，建设宝岛”。孰料，在“广阔天地”里只有接受再教育的权利，没有谈恋爱的自由。他们的正常的恋爱被斥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而被批评，他们的恋爱只好进入“地下”的了，每当被发现一次，就得挨批一回，又因为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艰苦，这位女知青几度痛不欲生。     

1976年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也整顿“歪风邪气”，就连青年的谈恋爱也不能放过。有的被开大会批评，有的被整夜的批判，录了口供整成材料上报。搞得人心惶惶。笔者所在单位的一对广州知青就被折腾了好几个通宵。往往善良的人，清纯的人是最不善于自卫的。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竟然没有人拿起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兵团党委号召广大知青“扎根兵团，建设宝岛”，称愿意在海南结婚安家的为“永久牌”，否则就是“飞鸽牌”。我当时在连队表现出色，被评为先进青年，学哲学的标兵。但是，当领导知道我外地有恋人时，立刻摘掉我头上的“桂冠”，我的入党讨论也被取消了，考过试填了正表的上大学的资格也被剥夺了。指导员批评我给青年们带了坏头。在共青团整风中我被整哭了，我独自哭倒在连队那棵大槐树下，哭命运的坎坷，哭自己失却的人格和自尊，是工作队的女队员小杨找到那儿把我扶回去的……这一连串的打击让我的精神跌到了崩溃的边缘，让我失去了一段风雨之恋。    

同团的一位女知青，恋人不在同一个单位，两人情深意厚。后来女的被一个有妇之夫的“知青的教育者”诱奸怀孕。领导对这件迫害知青的严重事件的处理是把女知青调走，名曰“低调处理”，他们是如此的姑息养奸！从时间上推算，这事发生在中共中央发出保护知青权益的文件之后。     

安徽省太平县黄山茶场的十一位在山洪暴发中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知青中，有这么一位女青年，她的恋人是“黑七类”的儿子。当她牺牲后，恋人在她的遗体前长泣不起，公开吻别了她，并摘下自己胸前的毛主席像章端端正正地戴在她的胸前——这在当时也许是最珍贵的纪念礼物了，在这生离死别之际他们的恋情公开了。在当时那种革命高于一切的形势下，年轻人的恋爱是见不得人的。更糟糕的是，他把像章戴在女友胸前的举动触犯了当时的忌讳，“像章怎么能放进棺材里呢？”他因此而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有一个女知青，为了能回上海而心甘情愿地嫁给一个双腿被扎断的工人；有一个上海知青为了户口能办回离上海近一点的江浙农村，嫁给了一个有三个孩子的老农；插队在陕北的北京知青，在大回城的浪潮中，许多已婚的，为了回城，无可奈何地办了假离婚手续（因为当时规定已婚的不能回城），打算回京以后再想办法把对方调回北京。但最后几乎所有的假离婚都弄假成真；有一个女知青在和当地农民结婚生下一女后得到了一个返城指标，在父母的催促下，丢下丈夫女儿回到北京，不久就疯了……至于那些唱着“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的知青子女更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特种人类了。

那个年代，最苦的莫过于“黑七类的狗崽子”，《蹉跎岁月》中的“狗崽子”杜见春的爱情就更为悲壮了。他的恋人邵玉蓉的父亲嫌他出身不好，可是邵玉蓉不顾父亲的反对，坚决要与杜见春在一起。有一次杜见春被专政队长拷打，邵玉蓉为保护杜见春而被专政队长用铁棍活活打死……    

冷酷无情的历史很轻易把一个人送到祭坛之上，再善良的主观愿望也无法成为平衡时势失重的砝码，是那个时代造就了这种不幸。     

所有见血的与不见血的史实，都道出了那个年代的沉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际，历史给这一代人出了一道难解的命题，而在解答这个命题时，有血的殷红，汗的辛酸，泪的苦涩，有艰难的求索，有得意者的欢乐。我无意于计较人生的得失，也无意于臧否某个人。因为人是历史的、社会的，同时也是个体的。

一代知青所处的时期是爱情在中国的歉收季节，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畸形时期。历经政治风险、情感波折与艰难困苦的这一代人，在否极泰来的今天，当重温这段历史时，感觉会更为深刻，认识会更加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