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一百数十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体系随之瘫痪。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相互配合做假帐，把八百多万元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立刻瘫痪，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名之多。

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嘉庆十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部，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装入私囊，近十年间，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11个全国总督当中，6个被他撤换。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详细]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辰刻，89岁的乾隆寿终正寝，和珅的靠山顷刻间倒下了，准备靠肃贪打响自己亲政后第一炮，树立新朝气象的嘉庆终于无所顾忌了。嘉庆一方面任命和珅与睿亲王等一起总理国丧大事，一方面传谕他的老师署安徽巡抚朱珪来京供职。初四日，嘉庆发出上谕：谴责在四川前线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帅玩嬉冒功，并借此解除和珅死党福长安的军机处大臣职务。嘉庆命和珅与福长安昼夜守灵，不得擅离，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这实际上削夺了和珅的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的军政大权。

正月初五日，给事中王念孙等官员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初八日，嘉庆宣布将和珅革职，逮捕入狱，在朝野掀起政治大波。嘉庆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如初八日，嘉庆命令从即日起，所有上奏的文件，都要直接向皇上奏报，军机处不得再抄录副本，各部院大臣也不得将上奏的内容事先告诉军机大臣。并命宗室睿亲王淳颖、定亲王绵恩、仪亲王永璇、庆郡王永璘等分别掌握军政大权。初九日，在公布乾隆遗诏的同时，将和珅、福长安的职务革除，下刑部大狱。命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等，负责查抄和珅家产，并会同审讯。初十日，嘉庆御批“实力查办以副委任”，全面清查和珅大案。十一日，在初步查抄、审讯后，嘉庆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主要有欺骗皇帝、扣压军报、任用亲信、违反祖制、贪污敛财等。十八日，在京文武大臣会议，奏请将和珅凌迟处死，将同案的福长安斩首。

嘉庆命各直省和在京大员，就和珅事向朝廷表态。直隶总督胡季堂首先表态，他在奏折中指责和珅丧心病狂、目无君上、蠹国病民、贪黩放荡，真是一个无耻小人，请求将其“凌迟处死”。“凌迟”就是千刀万剐。嘉庆立即批示，在京三品以上官员讨论这个意见，若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自行向皇帝上奏。实际上，就是以胡季堂的意见定下基调，并通报各省督、抚，要他们都表明态度。而这些地方督抚大员不论平日与和珅关系亲疏，都知道和珅已难逃一死，因此除两广总督吉庆、云南巡抚江兰稍涉含混外，其余都称和珅罪大恶极，应立正典刑。[详细]

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摄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外省总督和巡抚们，一见我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锢习相沿成风，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