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古柏叛乱发生后，“海防派”一度要求放弃新疆，将有限军费用于东南海防。而左宗棠力排众议，多方筹集资金，最终挽回西北局势，保住了新疆的版图。（资料图）

基于海防安全的历史比较与战略思考

中国历史上长期以陆权思想为主导，因此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一次关于海防和塞防的战略大辩论，对我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海防安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关于海防与塞防的冲突

1、基于历史的争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陆性的民族，民族的发展是由西到东，虽然很早就达到了海岸线，但几乎从未进一步向海洋作大规模或有计划的开拓。中国的外患主要在北面（包括东北和西北），而海疆在明代以前都是最太平的边界。所以此前很少有人在战略领域关注过与海洋有关的因素。①受长期的陆权思想影响，加上晚清政府采取背海向陆的政策，中国的国门终于1840年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所打开。西欧海权和俄罗斯陆权同时进军东亚，遂产生“千古未有之巨变”。中国历史上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源于1874年，之前有阿古柏政权进犯北疆，俄国侵占伊犁。英国为防新疆落入俄国之手，不仅在外交上承认阿古柏政权，还向其提供武器，同时土耳其帝国也阴谋插手新疆地区，使得西北边疆危机重重。1874年，日军借口牡丹社事件，大举进攻台湾，东南沿海防务又告危急，由此直接引发了清廷内部的海塞防大讨论。作为主张海防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以“海疆备虚”为由，奏请朝廷暂罢西征，放弃塞防，建议“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作为塞防的代表人物，左宗棠则极力反对，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这场大讨论一直持续了数月之久才有结论。光绪元年（1875）4月，清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至此，“塞防”与“海防”之争大体说得上尘埃落定。

2、海、塞防之争的影响。李鸿章和左宗棠作为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无论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还是左宗棠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时至今日仍有其闪光的地方，并且双方参与这场大辩论的精英人物都留下了不少有远见的思想。就战略而言，通过这场大争论，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已经开始转变，海防逐渐成为国防重心，认识到中国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在加强海防的奏折中提到：“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文祥当时的观点虽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有误，但将日本视为中国主要假想敌这一点，对于今天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左宗棠的贡献在于，辩证地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担心“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并反对以牺牲“塞防”来保全“海防”。他把西北防御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认为新疆乃国家西北屏障，国防要冲。重新疆是为了保蒙古，保蒙古是为了卫京师。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左宗棠与李鸿章有“塞防”与“海防”之争，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资金缺乏导致装备更新停顿，是北洋水师在甲午全军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资料图）

3、今日海防与塞防之要义。海防与塞防是关系中国未来国防安全的两个重要战略方向，也是一对战略平衡关系。把问题分开来处理，那只能是战术思想而不是战略思想。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战略，战略思想支配军事战略，制定战略要充分考虑安全环境、战略力量。战略的要义是预防而非治疗。战略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同的情况应有不同的战略。始终不变的是，我们的主要战略对手往往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强国，过去是英国、日本，现在是美国、日本。原来全世界都坐视英国海军在世界各大洋上执行警察任务而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的美国已如同当年的英国。台湾问题对美国还算不上举足轻重，只要台湾不统不独维持现状就符合美国的利益，而对日本来说是咽喉，对中国来说则是未来，是命运，是生死存亡的事。台湾如丢，钓鱼岛难保，东南沿海缺口尽开。目前，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又起，主要有三种声音，一种是东西并重，一种是“东急西重”，还有一种是“东缓西急”。我认为答案应该选择东急西重。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国家，面临着海上和陆地两个方面的发展需求，同时也容易遭致来自两个方面的安全威胁。战略集中是在国家竞争中生存和取胜的前提。要避免陷入战略上的两难困境，就不能做两个方向的战略努力。中国陆地的重心在西、北，海上的重心在东南，如果将来选择往海洋方面发展，就必须先保陆地方向的相对安全。发挥西部的作用将缓解我国在东南沿海问题上的压力。西部是重心、要稳定，这没有疑问。但一支现代化的海军，不能攻便不能守。海上如有事，西、北必有事。只要台湾问题现在局面不变，美国不会出手。即使台湾问题现在局面不变，日本不会罢手。如果台湾形势恶变，日本更会上下其手。处理好美、日、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微妙复杂的过程。中医学上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之说，但窍门总是归于找准症结、抓住根本。历史又一次到了考较我们这个民族智慧和意志的时候了。

（二）对海防和塞防安全形势的分析

1、关于海防的现实威胁。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对中国国防安全威胁最早也是最大的几次入侵，几乎都是来自海上，并迫使中国由背对海洋转为面向海洋。中国之败，非兵不利、船不坚，更重要的是败在体制上、观念上、技术上。甲午战后，新的海权观念在阵痛与危机中诞生，但发展缓慢。旧中国有海无防，新中国有海军但不够强大，更没有一个与大国相称的海洋战略。“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遗憾的是，中国在海洋权益上欠帐太多，自美国的马汉提出“海权”概念近百年以来，海权及其相关研究对中国人来说仍未被充分理解和消化。现阶段，中国在海洋权益方面的冲突主要是围绕“三海”（指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而起。从战略上看，“三海”与8个国家和西太平洋相连，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和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空间。在“三海”，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甚至朝韩国、美国等都有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但可能性和影响最大的将是日本。日本已经把战略方向投向中国的“三海”，急欲拓展其“生存空间”。中国如果有能力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掌握了“三海”就掌握了日本的战略命脉。从海洋权益看，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中国的领海和管辖海域为300多万平方公里，但由于沿海一些邻国先后单方面宣布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因划界分歧产生的争议海域大约已达120多万平方公里。在黄海和东海海域，有4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与朝、日、韩有争议，有184.3万平方公里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等国有争议，许多管辖海域被分割、侵占，一些岛礁被占领，海洋资源被掠夺，传统渔场面积减少，主权受到损害。目前，中国只有海洋权利没有海洋的实际控制权力，只有海洋权利主张，没有维护海洋权益的有效措施。对于中国来说，海权直接关系主权。从海洋资源上看，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东海包括台湾、钓鱼岛一带海域发现了巨大的海底石油蕴藏，在南海诸岛海域也有储量丰富的海底油气田。南海油气储量高达200亿吨，天然气资源达25亿立方米。东海，仅钓鱼岛周边海域的石油储藏量就高达1095亿桶，相当于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油国伊拉克的原油储藏量。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利益的认识始于鸦片战争，而甲午海战失败之后，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认识海权却是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中开始。现阶段，中国对陆地的利用将至尽头，对海洋的利用才刚刚开始。无论在今后还是将来，海洋都将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能源和命脉，使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

2、关于塞防的安全形势。传统上，中国的塞防主要是指西、北方向的边防。“自古西北之边患，西北恒大于东南”。1874年，左宗棠在关于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竭力反对以牺牲“塞防”来保全“海防”，那时的塞防还主要是就新疆而言，现在又多了个西藏。先说新疆，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既是中国石油蕴藏量较大的地区，还是中亚方向陆路进口油气的主要通道，也是三股恶势力的聚集地。100多年前，左宗棠即有过著名的论断，他称“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新疆不保，“即直北边关亦将无晏眠之日”，并提出，天山南北两路，向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南自阿克苏迤西，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富八城尽在此一线。如果取用那里的财物，足可供养在新疆“分屯列戌之兵”，退则自保无虞，进则收复全疆。对新疆，左宗棠贡献极大，曾挥师一举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并赢得了“手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的美名。但作为历来是民族迁移、交融和多民族杂居以及多种宗教广泛传播的地区，新疆从来就不是一块太平之处，历史上没完没了的分离、分立、分化重复地在这里上演，中国历史上的隐患大多出自此这个地方。现阶段，新疆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东突独”问题。“东突独”分裂势力坐大，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民族问题，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来渗透。从长远看，“东突独”分子不会停止其分裂活动，敌对势力也不会放弃这张有力牵制中国的战略牌。再说西藏，有着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清朝的魏源曾撰文说：“卫藏安，而西北之境安”。西藏是一块天然屏障，地势险要且环境恶劣。1888年、1904年，英国两次出兵西藏，都因后勤供应难以为继而放弃，但从未放弃过作“藏独”文章。西藏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一样突出。二战以后，美国步英国后尘，在西藏扶植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多种敌对势力企图将“藏独”问题国际化。目前世界上已有7个国家的总统公开接见了“藏独”首领达赖。西藏的问题不亚于新疆，甚至大于新疆。新疆有一个330多万人的生产建设兵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对西藏还缺乏有效的控制力量。

3、关于海、塞防的主从关系。海防的威胁是看得见的利益争夺，塞防的危险则是摸不着的文化渗透。台湾不思归，还有文化上的根再发新芽。新疆、西藏如从中国的版图上失去，可能永远也回不来。海防的现实比塞防急迫，塞防的稳固应着眼长远。固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慢火细煎，海防之病则需要下猛药，把握好分寸，掌握好剂量，治沉疴、生新肌。海防与塞防之争不是单纯的陆权与海权之争，也绝不是海防重要就不要陆防，陆防重要就不要海防。今天，我们应该放弃的陆地思维、陆权观念，绝不是强大的陆军。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大陆国家之不能重海轻陆，实恰如海洋国家之不能重陆轻海。①以英法两国为例，英国为一岛国，故可专重海权，法国位于欧陆沿海，遂必须陆海并重。内陆国家当然不可能采取海洋战略，而大陆国家即令拥有相当强大的海军，但其战略思想仍然是会继续保持陆主海从的传统。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在逐步拓展，但中国的海上力量还远远无法达到利益所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制海权已经严重制约着中国的发展权。当代中国海军必须要有一个长期而又稳定的海军战略，中国海军力量必须要有质与量的快速提升，以应对复杂而迫切的危局。

（三）应对矛盾冲突的战略与对策

1、海防的力量及运用。所有现代强国都是海洋国家。没有一支强大海军的国家是不能长期占居强国地位的。现代海军伴随国际贸易的出现而出现，英美国家依靠海军先行的原则在扩展国际贸易方面已经作出榜样。没有海军的强大，在海外使用其他形式的力量就无从谈起。而且，海军需具备根据需要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要求它发挥作用的地区出现的能力。从1815年开始，世界进入所谓“不列颠和平”的时代，英国的海军优势使得无人敢向其挑战。美国继英国之后从海上兴起，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三大洋上到处是美国军舰，全球16条海上通道全部为美国所控制。海权首先从属于商业，商业则沿着最方便的航路前进。随之而来，军事控制又促进并保护着贸易。目前中国海外市场、经济利益和能源需求在不断拓展与增长，但没有与之相符的海军保障能力。没有海外保障能力的海外贸易随时都有被海上强国强行终断的可能。从历史的教训看，近代的西班牙、荷兰与英国，英国与早期美国，英国与清王朝的冲突都是把海军力量作为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最终手段。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东南沿海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但这个重心是没有保障的重心，因为我们的海军防卫能力没有超出这个东南沿海这个界限，如果在我们的安全边界之内爆发冲突受损失的还是我们。海军战争的惟一目的就是争取制海权，一旦获得制海权，其他一切都得来全不费功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海权与美英等国家不同，中国的海权还只是限于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是有限的海权，海权关系主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海军还必须为主权而战。捍卫主权的过程是一个防御过程，但在海军军事力量的发展及运用上绝不能采取防御行为，因为一支现代化的海军不能攻便不能守。甲午海战之前，李鸿章曾一度认为清朝海军“攻虽不足、守则有余”，不料惨败。无论就战略和战术而言，海军都必须作攻势的运用。无论一场战争就其起因或性质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认定战争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将导致灾难。一经宣战，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敌人不应只被挡在门外，而应被击败。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中国的军事力量在全球属于弱势，但在局部一定要形成优势，中国未来海上力量的运用主要在“三海”地区和台湾，但目光一定要超出这个范围，构成战略威慑。

2、塞防的出路与思考。海防与塞防同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两个重心。与海防不同的是，塞防是中国生存安全的重心，也就是专家学者们常说的西接财源东接能源。中国主要是大陆国家，在地理形状上有着许多有利于防御的便利条件，在历史上又有着诸多在陆战上胜利的成功经验，这是中国的优势和长处，但同时也是中国的缺点和不足。如果战略上考虑和分析不足，堡垒最容易从不可能的地方被攻破。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借9·11事件发动阿富汗战争，此后将军事力量插入和驻扎于中亚地区，最终完成称霸全球和对中国战略包围的战略部署。这不仅对中国西部能源安全和西部稳定形成重大威胁，而且对中国海防安全形成严重战略牵制。美国在中亚控制了我们自西向东油气管道的开关龙头，就将在战略上使中国处于东西不顾的困境。如果东南沿海有事，它说不定再给你制造一个“科索沃”。如果那些怀有敌意的国家借中国国内各类社会矛盾及不安定因素日益增多的时机，借人权和民族问题主动挑起事端的可能性也严重存在。对一个有利于防御的地区，我们要考虑的是哪些地方容易发生军事冲突，哪些地方要必须要加以防御的，哪些地方可以暂时放弃，哪些地方最适合防御，等等。在一些看似安全的地区，我们从战略上着眼越早越好，问题发现得越早投入就越少，损失就越小，塞防投入越少，对海防的干扰就越少。我们看到了海防的危险性，先应该寻找塞防的不足，塞防越稳固则海防越安全。海防主要靠海军，塞防主要靠陆军。机械化最早从陆军开始，我们在信息化领域追赶发达国家的同时，机械化领域的欠帐也要尽快补上，最大限度地缩小与周边接壤国家的军事差距。在海防方面，我们在军事上越强大越好，只要有力量存在就是威慑。对塞防则不同，不光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存在，还要有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作为补充，既要强硬也要怀柔。要做到经济上拉动，文化上认同，交流上融洽，以民族和戎为主，以打击民族分裂势力为辅，采取多种手段维护塞防的安全。

3、大国间冲突的应对。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我们所要关注的对象都是军事强国和潜在对手。我们研究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并不是要选择军事行动。在和平时期我们研究战争和发展军事，反而会降低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有看不到战争的发生才会导致战争的来临。具体到战略和战术而言，如果运用不当，胜利和失败很容易发生逆转。经济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清朝时期，我国人均GDP从1700年到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自1820年始，先败于英国，后败于日本。要说军事，当时的中国海军排名世界第六到第八，仍然是以败局收场。应对矛盾冲突的方法是积极主动而非被动防御。三国时期，曹操以实力弱小的军队打败袁绍、吕布、袁术、刘表等强大的诸侯后，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此自守之贼也”。当前中国的军事力量当然不可能和西方强国同日而语也不可能同步发展，但要敢于应对、善于应对，应对得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场战争都将是牵动世界的战争。我与美在经济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战略上只会对我进行遏制或者牵制，要出手也轮不到自己。关于日本，日本会在“三海”与我争夺利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插手，以局部冲突牵制我大的战略、妨碍我统一大业。关于印度，印度的最佳选择是与中国和平共处而不是进行战争，但要防它在我海上有事的时候借机发难。中印交恶，印度将难以有力的姿态出现于印度洋。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印度，没有印度洋的印度是没有将来的印度。中印合作，两国的经济、贸易会有新的发展。中印携手，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21世纪，中印已经建立起“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关于俄罗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俄之间接壤对长远来说不见得是个好事。两个直接接壤的强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夹有缓冲国的两个强国。俄罗斯近期与中国交好，符合我当前的国家安全战略需要。

参考文献：总而言之，中国历史上那些被灭亡的王朝，实际上不是被敌人打垮的，主要是内部的分崩离析为外部势力所趁。政治上的腐败当然危害极深，而军事腐败遇上战争则直接导致国家的覆灭。当一个国家的政略和战略都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一个看不清未来的国家往往会丢掉未来。博弗尔曾说：“现代战略也像整个人类文明一样，被进步神速的科技抱着跑，所以我们的思想习惯必须彻底改变，应重视未来而非现在。”“过去一切的失败经验可以归纳为二字：太迟。为预防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必须扫描未来。”（作者：展华云 摘自国防大学出版社《读海论兵》 ）

1、马汉著《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2、海军司令部编《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3、钮先钟著《战略家》、《战略研究》《历史与战略》（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4、张世平著《国之大事》（军事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5、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200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