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济学家说，可以通过霓虹灯来判断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这就是霓虹灯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南京路大概是中国最繁华的商业街了。在霓虹闪烁的南京路上，在拥挤的人流中，一支英姿飒爽的巡逻部队正在行进着。由于一部曾经家喻户晓的电影，他们拥有了一个闪亮的名字——“霓虹灯下的哨兵”。

　　哨兵进驻南京路

　　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原型是原上海警备区某团八连。一九四七年八月，八连在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诞生。一九四九年，八连又随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进城不入民宅，不管刮风下雨，统统睡在马路上。陈毅司令员说，这是我们送给上海人民最好的见面礼。

　　然而，进城以后，八连接到的命令却是驻守南京路，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双重挑战。

　　一方面，八连的战士想不通，当兵应该冲锋陷阵，为什么要在繁华的都市街道上踯躅？影片中，赵大大便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他的扮演者袁岳后来分析角色的心理：“不理解，上海打完了，我们作战部队在那里守卫城市算什么？部队就要往前冲，消灭敌人。站马路？这一辈子没有站过马路。是我们打得不好，还是怎么回事儿？想不通。”

　　而另一方面，八连的战士在南京路上巡逻一段时间后，发现巡逻并不比行军打仗轻松多少。昔日的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尽管当时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是曾被誉为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依然充斥着强烈的诱惑和腐蚀性。

　　时任“南京路上好八连”指导员的王经文回忆：“当时，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敌人在叫嚣：‘共产党让他红着进来，不出三个月就让他发霉烂掉，滚出南京路。’”“甚至有不怀好意的人，就从楼上扔下钱包，企图来试探和腐蚀我们的战士。”

　　这时的南京路被称为一个大染缸，复杂的斗争环境影响了一部分战士的思想。如影片中年轻战士童阿男在八连中就确有原型，是一个叫童新根的新战士。

　　据王经文的回忆，当时，连队里一天三餐有饭吃，而童新根专门在星期天，跑到国际饭店去吃了一顿。他只吃一碗阳春面，花上两毛钱，而回来却和大家说，我今天到国际饭店吃了一顿。他甚至专门要求班长安排他晚上站岗，他说：“晚上站岗真开心，南京路上的风啊，都是香的，比看电影还过瘾。”

　　面对新的形势，连队党支部教育官兵要牢记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八连的老战士说，他们就是靠两个“务必”起家的，当家的。

　　从《针线包》到《南京路上好八连》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曾经是那个年代的人共同的记忆，这句话就来自艰苦奋斗的八连战士。

　　“那时连队的生活艰苦，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医治战争创伤，经济恢复时期，比较困难，所以就自己补衣服。”王经文如是说。而这个良好的传统来自八连连长张继宝，他在战争年代就有一个针线包，放在他的行军包裹里，带到了上海，带到了南京路。一开始他教战士缝补衣服，后来全连都向连长学习，每人一个针线包，自己缝补衣服，一个老班长的衬衣缝了三十八个补丁还没有扔。

　　八连还有很多不成文的公约，比如除紧急任务外，一律不乘车；家具自己修理；洗脸盆修了破，破了修，用了十年；转战南北、行程万里的行军锅用了十五年，为了节约每一粒米、每一度电、每一分钱、每一寸布，八连的战士想了很多的办法。

　　八连的情况吸引了一位有心人的目光，他经常到八连体验生活，为战士们拍照，还将八连的故事写成了报道和通讯，他也成为了第一个报道八连先进事迹的人。他就是当时上海警备区的俱乐部主任吕兴臣。

　　吕兴臣只读过四年书，写稿是从写照片说明开始的，那时他是《解放日报》的通讯员。《针线包》是他的处女作，从此一发不可收，从《行军锅》到《三十八个补丁的衬衫》、《工具箱》、《一分钱的故事》，他写了很多八连艰苦奋斗生活的小故事。随后，他又把这些小故事编成一篇长通讯。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出了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通讯，这篇文章全文六千九百字，以八连艰苦奋斗，拒腐蚀、永不沾的精神作为宣传报道的主线，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八连的先进事迹，感人至深。报社还同时配发了社论，加强了宣传力度。这也是八连的先进事迹首次被完整地报道出来。

　　这篇通讯发表后，全国各地的报刊纷纷转载。好八连的先进事迹传遍了神州大地，“南京路上好八连”这几个字，也开始被全国人民熟知。

　　其实，八连的针线包、一双袜子、一个旱烟袋……这些故事发生在边疆，发生在海岛根本不算什么事情。然而它出现在特定的环境里面，又是在南京路上，中华第一街上，就不一样了。

　　王经文感慨地说：“当时进城以后，我们党执政，能不能站稳脚跟，在这个地方反映比较充分。在南京路上能不能站住，在上海能不能站住，这是很重要一个条件。”

　　《霓虹灯下的哨兵》诞生

　　一条“中国第一”的马路，造就了一个天下闻名的连队，南京路上好八连从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真正让“南京路上好八连”深入人心，还是文艺作品《霓虹灯下的哨兵》的诞生。

　　一九六〇年，著名编剧沈西蒙陪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到上海警备区视察。

　　当时在南京军区任政治部部长的沈西蒙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新中国成立前后不同时期的南京路在他的脑海里都有深刻的印象。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警备区司令王必成要请许世友吃饭，邀他一起，并说：“你要丢下买路钱。”沈西蒙开始发愣：“丢下什么买路钱？”王必成这时提醒他，上海有一个好八连，你该为好八连写个戏。

　　沈西蒙如醍醐灌顶，他决定写一部多幕话剧。于是深入到八连，体验生活成为他写作的第一步。在八连生活的四十多天中，他还看了同一时期关于八连的许多新闻报道和通讯，最后，他决定把剧本的大背景放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到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之间，因为那是历史大转折的年代，是大变革、大碰撞的时代，也是南京路最富有戏剧性、矛盾冲突比较集中的时期。

　　一九六一年，沈西蒙在苏州闭门谢客一个月，写下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话剧由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出，经过几个月的排演，他们来到了北京，向中共中央和各大军区的领导汇报，请他们审查检阅，以便进一步修改。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公演以后，在首都各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观众不仅欣赏到了话剧的魅力，也通过这部话剧了解了“南京路上好八连”。

　　一次演出，第二幕闭幕时，突然有人在台下问：“同志们这个戏好不好啊？”全场说：“好啊！”演员袁岳在台上听见后，十分生气。然而谢幕后，他问中央警卫局，刚才谁在讲话？中央警卫局的同志说：“周总理。”

　　接下来，周恩来请演员们到家里做客，祝贺他们演出成功。袁岳回忆：“总理和演员们吃饭时说，我是拿你们的戏，去打仗的。我们不太清楚，什么叫打仗。总理便解释，文艺界同志问我什么叫革命现代戏？请你给我们树两个样子，让我们好学习。而你们就给了我最好的实例，所以我是拿你们的戏去打仗了。”

　　仅靠一个前线话剧团演出，能够观看到的观众毕竟有限，于是军委做出决定，全军各剧团都要演出这部戏。在文化部和中宣部的共同协助下，地方上各剧种的剧团也都参加到《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当中。这期间，全国大概有一百多个剧团都在演出同一部戏。为了继续扩大影响，周恩来找到夏衍，要他负责把话剧拍成电影，而且要求一句台词不能改，一个演员不准换。一九六四年初，电影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在南京路实地拍摄，导演王苹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四日，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杀青。

　　影片中春妮的扮演者陶玉玲，一九四九年十四岁时参加革命。一九五二年被分配到前线话剧团，参加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时，她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了，而春妮这个艺术形象又让她的演艺生涯走向了巅峰。

　　陶玉玲塑造的春妮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最典型、最可爱的女性形象，一时间，人们择偶时，都将“春妮”作为标准。直至今天，有人回忆起当年还时常对陶玉玲开玩笑：“我当时找对象就想找你这样的。”当她走在大街上，四十岁以上的人见到她时，仍说：“你不是演春妮的吗？”有的人想不起来，就说，你脸怎么那么熟啊，哦，你就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陶玉玲一再解释，我不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我是演春妮的。“哦，春妮，春妮。”路人总是这样点头回应道。

　　《霓虹灯下的哨兵》造就了陶玉玲，而从为表演《霓虹灯下的哨兵》到好八连体验生活开始，陶玉玲也与八连结下深厚的友谊。只要到上海，她就会去看望八连的战士，八连也已经把她当成一位“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