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水柱被平反的文件至今保留

　　如今的八七村已成了一个都市村庄，村子周围的人们安静地做着各种小生意。

　　习仲勋同志关于河南长葛县的调查报告（资料图）

　　习仲勋致吴芝圃的信（资料图）

　　习仲勋的题词

　　习仲勋率领中央工作组对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进行三包一奖调查的报告

　　当地的老人们在一起聊天时会经常提起当年的事情

　　提起习仲勋的救命之恩，冯国富记忆犹新。

　　时任村干部的刘水柱当年与习仲勋接触很多，习仲勋用过的算盘刘水柱在小商店里使用至今。

　　人民日报关于当年浮夸风的报道

　　当年毛主席视察宗寨村下车的地方立着纪念牌楼

　　长葛当地居民说画面中拿扇子的就是当时宗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宪章

　　1961年5月，习仲勋（前排左五）在河南省长葛县调研期间与当地干部群众合影。(资料图)

　　第一章 /风起长葛

　　宗寨村、宗寨乡、“五四”二社、宗寨生产管理区、宗寨大队、八七大队、八七村、八七居委会……

　　年年岁岁村相似，岁岁年年名不同。几十年改革开放，沧海桑田，长葛在成长，由县到市；宗寨在变革，由村入城。长葛城郊这个普通村落的名字，也在时代大潮中不断变幻；每次变幻，都铭刻下一段共和国刻骨铭心的记忆。

　　1958年8月7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宗寨村。

　　1968年8月7日，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视察长葛10周年，许昌地区决定将宗寨大队更名八七大队；与此同时，决定筹建毛主席纪念馆。2009年，该馆被公布为许昌市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该馆被评为国家AA级景区。

　　宗寨村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亦步亦趋，与时俱进着。

　　在这里，有一群老百姓每年都会雷打不动地有那么一次，沏上一壶茶，坐下来唠唠他们的习大哥，念叨一下他的事、说一说他的好。“长葛调查”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总与这帮百姓称兄道弟：在农家，搬个小凳；在街头，寻块砖头；在田埂，或站或蹲……

　　“我们并不是要趋炎附势，也不是要攀龙附凤。”八七村党委书记张喜安说，“我们只是在表达发自肺腑的真实情感。”

　　百姓心中有杆秤。

　　百姓自发纪念习仲勋“长葛调查”的活动，始于1971年元旦。此后每年，他们都会坐下来聊聊，搞个纪念。日期选在农闲时节，也没有固定在哪一天。如此循环往复，已经40多年了。

　　1971年元旦，习仲勋还在北京卫戍区被“监护”着，甚至几年都没有见到他的夫人与孩子。

　　习仲勋在北京受着“煎熬”，宗寨人却在长葛享受着习仲勋给他们带来的幸福。1971年元旦，时任八七大队党支部

　　书记刘水柱在纪念习仲勋同志长葛调查10周年座谈会上说：“习仲勋长葛调查第10个年头的1970年底，我们大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粮食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年亩产达到731斤，年总产达到133万多斤，上缴国家粮食23万多斤，超额完成分配的任务。集体储备粮小麦20万斤，还建成容纳50万斤的粮食储备仓库，集体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毛泽东视察长葛，习仲勋长葛调查，宗寨都是“风暴眼”。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宗寨？

　　其实，有点儿“阴错阳差”，有点儿“张冠李戴”。

　　其实，当初毛泽东要去视察的，是长葛县孟排村，不是宗寨村。

　　1958年8月2日，长葛降了暴雨，桥梁被冲毁，公路被冲断。8月7日，毛主席视察长葛，车至长葛县郊宗寨村田间路口，发现几天前下的暴雨也把这儿的路面给冲坏了。于是，毛泽东下车，头戴草帽，走到了宗寨村长势不错的玉米地里、谷子地里。

　　毛泽东要去孟排视察，缘于一个小人物的大发明。

　　1954年，时任后河乡胜利一社（即孟排村，其后划归坡胡人民公社）支部书记马同义观察到：填平的旧井坑、壕沟和开沟的葱茬地，庄稼长得格外好。受此启发，他带领郭林奎、胡海松、胡全太等就在1.2亩的土地上搞起了深翻实验。土地深翻1尺5寸，同时与分层施肥、浇塌地水、平整土地“三结合”。之后，他们种上优良品种白马牙玉米；结果，亩产破天荒地达到1037斤。比没有深翻过的土地增产了不少。

　　其后，他们摸索总结出一系列土地深翻法，比较系统的有：“鹞子大翻身”、“人工普遍深翻”、“前犁后套”等10多种方法。著名土壤学家熊毅（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把这种人工普遍深翻土地法命名为“马同义深翻土地法”。马同义因此被河南省授予省级特等劳模，孟排村因此荣获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发的奖状。

　　更要紧的是，1958年5月，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作为先进农业县代表，参

　　加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作了题为《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800斤》的大会发言。

　　毛泽东认为：长葛人搞深翻改土，“这是一大发明”。

　　为推动“大发明”变成大增产，毛主席进行了一系列部署：“五月讲”（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由时任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作大会发言，毛主席当即予以高度评价：“感谢河南省长葛县委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这是一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八月看”（8月7日，毛主席亲临长葛视察），“九月号召全国干”（9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向全国发出“一定要把土地深翻好”的号召）。

　　毋庸置疑，深翻土地是一种科学种田的方法，特别是在那个年代。

　　但是，真理向前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更何况，深翻土地变幻而为“土地大翻身”，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那个时代，“翻身”是个热词，“翻身得解放”了什么的，一如今天的“星星”—“来自星星的你”。

　　“运动”中，“地翻一丈深，亩产一万斤”等，不绝于耳。

　　在宗寨玉米地里，毛主席问：“这块地翻了多深？什么时候播的种？施的什么肥料？浇了几遍水？计划打多少斤粮食？”

　　走到该村边，毛主席再问：“这是什么村？有多少户人家？有食堂没有？”（当时该村只有一个农忙食堂）

　　要说，这些问题不难回答。

　　但是，脑筋转得多了，也会回答得千奇百怪，甚至荒诞离谱。

　　“八月看”之后，长葛的庄稼提足了“精气神”，产量压也压不住地噌噌噌往上增。

　　在长葛的引领下，河南有了个空前绝后的“大丰收”，喜报、号外像遨游太空的卫星，飘扬在云彩之上。

　　一、长歌当哭

　　毛泽东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58年11月、1959年2月，毛泽东主席先后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或两次郑州会议，开始着手纠正一些“左”倾错误。

　　问题是，此时，河南尽管“冒进”了，恶果却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

　　是时，我国实行的是统购统销政策，吹牛也是要报税的。

　　吃了苦头后，基层干群就不想再放“卫星”了。

　　于是乎，1959年，河南开始“反右反瞒产”—基层干部说没产那么多粮食，就打你、吊你、斗你……如此这般，村村家家的粮食都被征购了。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原定议题本是承续两次郑州会议精神，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不料想，因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信，风云骤变，彭德怀等一下子成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从两次郑州会议纠正“左”倾错误走向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于是，河南“反右反瞒产”火上再添汽油。

　　一场悲剧，就此降临中原。问题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北京。

　　1960年初，习仲勋副总理接到卫生部和内务部反映的情况后，不顾庐山会议掀起的全国“反右倾运动”，冒着被打倒的极大风险，立即、如实地向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

　　中央震动。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开始着力解决全国农村特别是河南农村的问题。

　　带着一系列问题，1961年4月10日，习仲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之命，率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务院人事局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田方等12位同志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风）典型的长葛，展开蹲点调查。

　　习仲勋一行来到长葛，当天就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的汇报。随即决定：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等参加工作组配合工作，到存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离县委机关最近、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的和尚桥公社宗寨、樊楼、杜村寺等3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

　　4月11日，习仲勋带领曾一凡、侯亢和秘书张云，在张继增的陪同下，步行几里路，来到宗寨大队。时任党支部书记赵宪章、副书记刘水柱等，将习仲勋一行接进村子。

　　起初，调查很不顺利。

　　在赵宪章家，习仲勋请村干部实话实说，村干部面面相觑，有点儿尴尬：县里的干部就在眼前，敢实话实说吗？

　　习仲勋再三鼓励他们，并说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气氛慢慢缓和，村干部们这才开始讲了一点儿问题：

　　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下，宗寨大队小队并大队，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发现规模过大，管不过来后，又把村子分开，重新合并。

　　分分合合中，宗寨大队3943亩耕地被公社调走825亩，817个劳力被调走356个。另外，调走粮食10万斤、树木3260棵、麦秸7万斤。新购置的23部双铧犁，还没解捆，就被调走炼了钢铁。农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副业、手工业也被“五风”全给吹走了。谁想不通或不服从，就会被“拔白旗”、“拔暮气”（揪斗）。“站起干，坐下辩；通了干，不通辩”—“大辩论”中，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去，拳打脚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批斗

　　你的人，轮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三天三夜不合眼，再硬的汉子都撑不下去。农民、干部一个个屈服了：放弃了对土地、农具、耕牛、家具、用具的拥有权。不仅宗寨大队如此，全县都是这个样。

　　赵宪章、刘水柱等村干部还向习仲勋反映：宗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不说，大办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饱肚子”不要粮票，到每人每天五到九两（十六两秤）的粮食标准，再经过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关、干部多吃多占关等，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四到五两就顶上了天。说是要“瓜菜代”，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榆树皮都被吃光了。群众营养不良严重，145位老年人出现浮肿、中年妇女子宫下垂、小孩面如菜色。

　　公共食堂缺燃料，烧完了树木烧农具，烧完了农具烧家具，烧完了家具烧饲料麦秸，烧完了饲料扒民房烧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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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宗寨5头耕牛被调走、19匹骡马被调走了18匹。饿得连走路都很吃力的群众，为了活路，还不得不拉车、拉犁、推石磨。没有牲畜、家禽，就没有肥料。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粮食还得大减产。再这样下去，人都要被饿死了。

　　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五风”狂飙突进，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粮任务，说实话，就会被打成“小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此推动工作，见效自然很快，恶果却是灾难性的。

　　还是在1961年4月11日这天，赵宪章和刘水柱等村干部，当着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的面，壮着胆子，向习仲勋反映了更为残酷的事实—

　　1959年、1960年，和尚桥公社打死4人、逼死7人、打残11人、打伤154人、打跑外逃125人。现在，太平店的冯海成、岗刘的刘毛、坡岳的岳洪瑞等150多名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会计，因为上报产量不浮夸、讲实话，被上边定为“机会主义分子”，按政治犯囚禁在监狱里。眼下，无论干部、社员，人人自危，无心生产，谁都不敢说实话，生怕哪天自己被关到监狱里。

　　习仲勋让秘书张云记下几个“政治犯”的名字、基本情况等。

　　他心情沉重，回到住处，问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赵宪章他们反映的所谓政治犯，情况属实吗？

　　张继增说：习副总理，你们中央领导在北京，对下面的情况不会清楚。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创政绩，整天放卫星、创号外，硬逼着下边虚报产量和生产数字。大部分干部唯恐挨整，一报产量，就推托肚子疼，跑出去蹲茅坑，不敢先报。因为，你报亩产300斤，第二个人就报400斤，甚至浮夸到一两千斤的，大有人在。到秋天，玉米亩产就吹到了11117斤。为的啥？“光棍不吃眼前亏”呀！谁说得早，谁倒霉呀！

　　“这情况，你们县委第一书记不清楚？”习仲勋追问。

　　张继增说：“书记他最清楚。1958年8月7日毛主席视察时，他自己就在主席面前把玉米亩产吹到1500斤，争取2000斤。毛主席当时莞尔一笑，问：‘会打那么多吗？拿到手里才算数！’他声称，秋后还要到北京向主席报喜哩。那玉米亩产11117斤的数字，就是他让上报省里、上报中央的。”

　　习仲勋说：原来他就是全国粮食产量浮夸冠军呀！他可给长葛人民群众闯了大祸，怪不得监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救人如救火，明天咱先到监狱调查去。

　　1961年4月12日，习仲勋带着中央工作组主要成员前往监狱调查，并看望这些蒙冤之人。

　　他发现：刘毛已冤死狱中，冯海成已被内定为死刑。

　　习仲勋找来冯海成等人详细询问，秘书张云作了记录。

　　回到县委，习仲勋立即召见履新不久的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等有关负责人，严肃指出：立即释放那些敢讲真话、不搞浮夸、没有虚报产量的所谓在押政治犯，干部要恢复职务。

　　冯海成目前已经去世，其子冯文献向大河报记者追述了父亲被释放后的一件小事。

　4月16日，冯海成等100多名干部群众被释放。

　　回到家，冯海成才知道那天在监狱里向他了解情况的干部是习仲勋副总理。当晚，他思前想后，不能入眠。次日，他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走歇歇，步行8里，要到县城面谢习仲勋的救命之恩。

　　冯海成来到县委大院，说想见见习仲勋。

　　县委通信员一听，将声音抬得很高，质问：习副总理那么大的官，谁想见就能见？他不在，你还是回去吧！

　　冯海成很泄气，走了。

　　与此同时，习仲勋从办公室快步赶了出来，问通信员谁在找他，要他赶快把人给追回来。

　　冯海成一见习仲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痛哭道：“习副总理呀，要不是您搭救，我冯海成也会像刘毛一样，冤死在监狱里！”

　　习仲勋搀起冯海成，说：既然给你平反了，说明咱们有缘。不要因祸丧气。群众认可你、拥护你，组织信任你。恢复职务后，你要大胆为群众利益工作，勤政廉洁，做到问心无愧。

　　三、无颜吃农家的饭

　　作为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在当地，张继增是配合习仲勋长葛调查的主要人物。记者提出想采访这位80多岁的老人，熟悉他的刘水柱等老人劝记者不要惊动张老：他数度住院，怕他一激动出现什么意外。

　　张继增多次口述这段历史，靳全州、李文秀、晁保欣等都做过很好的记录整理。记者辗转长葛，找到散居诸地的靳全州等诸位先生。一幕幕习仲勋长葛调查的影像，活生生地再现眼前—

　　1961年4月16日，习仲勋率工作组来到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

　　张继增向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大力等介绍了中央工作组成员，说：今天到咱这儿，主要任务是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还要亲眼看看粮仓。

　　张大力一听要看粮仓，吓得话都说不囫囵了。

　　但是，搪塞不过去，他只好强打精神，领着工作组前去查看。

　　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饿成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

　　粮囤里真的装满了粮食吗？习仲勋很是怀疑。

　　习仲勋让张大力打开囤子看看，张大力显得非常难为情。

　　于是，习仲勋就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打开了粮囤。结果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

　　习仲勋又气又恼：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学精了、用妙了！一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嗨，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给造出来。

　　张大力满腹委屈：“不瞒习副总理，1959年庐山会议后，这里还是到处都搞‘卫星田’。上面瞎指挥，种麦每亩地下种几十斤，甚至200斤。瞎指挥又遇上了1960年大旱，麦子产量呀，连种子都顾不住呀。可吹产量呀，一个比一个高。吹完了，听完了，上边还要装模作样地下来，检查工作。没办法呀，只好造假了。上边压下来的事，只能照办。不照办，就得挨批斗。”

　　面对习仲勋一行，杜村寺大队学校教师孙守德出言谨慎：“这些还是不说吧。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犯纲犯线了。自己挨批斗不说，还祸及家人呀。”

　　习仲勋说：你大胆说，一切由我负责。孙守德这才开口：您去看粮仓了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后，到处都搞卫星田。您去看看我们这里的3块卫星田：一号卫星田，是公社主要领导的；二号卫星田，是县里主要领导的；三号卫星田，是地区主要领导的。他们只以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的‘种、密’为依据，以每亩播10斤种能打800斤、播100斤种就能打8000斤为逻辑，强迫这儿的干部种麦每亩下种100斤甚至200斤，然后按照这个逻辑公式，以每亩麦播种200斤产出15000斤作为成绩来上报。结果呢？连种子都顾不住。可是，把产量吹出去了，上边到下边来检查，怎么办？只有造假粮囤一条路！

　　孙守德接着说：坡胡公社孟排大队马同义，发现深翻的土地上小麦和玉米增了点产，县委书记就汇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了，就受到表扬推广了。可到了下边，硬要强迫你用在种红薯上，把地翻挖4尺多深，再一层肥一层土去填平。可红薯不喜高肥地，只顾长秧，就是不长茎块。但是，领导们只依据红薯秧长势好得很，就报喜了，说：一棵红薯能吃半年。瞎指挥、强迫命令，劳民伤财，咋能不出现大饥荒呢。

　　习仲勋问：“你五叔跳井寻短见是怎么回事？”

　　孙守德眼泪欲落，沉默不语。

　　双方谈得很晚，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

　　习仲勋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

　　四、长葛百姓皆兄弟

　　在习仲勋面前，百姓为什么敢说掏心掏肺的话？除却“一切后果责任由我负”、敢于为百姓担当责任外，习仲勋处处都能与百姓打成一片，也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因素。

　　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照规定，习仲勋下乡调查是必须保密的。习仲勋虽然衣着朴素，但他的口音与当地人还是很不一样的。加之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还有当地干部、保卫人员随行左右，走村串户调研时，不免为百姓所注目。习仲勋一行的做派，甚至让百姓疑窦丛生：“咋不像过去的参观团呢？一来都得去欢迎，不去就非推着你去欢迎！”

　　习仲勋告诉随行人员，无论走到哪儿，他的身份就不用保密了。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这说明中央政府对长葛人民很关心。帮助长葛工作，有何不好？

　　他还要求工作组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他还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跟。机关放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不然，闹得自己心情也不畅快。”

　　习仲勋要求随行工作组人员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躬行自明，夙夜在公。

　　当年5月，在长葛县委扩大会上，习仲勋教育干部们要这样去走群众路线：“给农民讲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懂，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你要真心实意地去办。譬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干红薯叶下锅，需要豆腐渣充饥，你就要想办法办到，群众这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成知己，才会向你说出真心话。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

　　“习仲勋去宗寨、王庄、杜村寺、樊楼等村调研时，总是步行。在路上，他和偶遇的老农边走边聊。走累了，随手捡块石块、砖头，就坐在了路边树下。坐得很随便，聊得很热烈。”长葛调研期间，刘水柱由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到代理党支部书记再到党支部书记，时常陪同习仲勋到各村了解情况，他说，“老百姓都拿这个大干部不当干部，有时还调侃他：‘老习，你这个‘习’跟毛主席的‘席’差多远？’习仲勋笑笑，说：‘我只是咱炕上铺的席（习），跟铺天盖地的毛主席的席是两码子事儿。”

　　刘水柱记得，一次开完会，习仲勋请参加座谈的农村干部和群众一块儿吃饭。他为老农蔡丙戌添饭，风趣地说：“老蔡，听你这名字就知道你是属狗的。你比我大两岁，就是老大哥。咱们一家人，不要客气。这糊涂面条不算好，但是一定要吃饱肚子。”

　　时任宗寨大队敬老院院长的李林海，是被习仲勋多次表扬的人。他和习仲勋一起论过年庚，小5岁。论罢年庚，习仲勋与李林海定了个“君子协定”：以后见面，只能以兄弟相称，不准再叫官衔。习仲勋一口一个“李老弟”，这可叫李林海犯难了：习副总理是从北京来的大官，如果不称呼官衔，显得咱有点儿不通人情世故。于是，凭着河南人特有的忠厚尚义与狡黠机警，他挖空心思想出个两人之间专用、官民结合的称呼—“副总理大哥”。

　　今年81周岁的冯景尧，时任和尚桥公社樊楼大队青年队队长。忆往昔，他告诉大河报记者：“当时樊楼大队三餐难继，全村共49户人家，习仲勋走访了46户。农家没有凳子，他就随地搬块砖头当凳子。每到被访的人家，他都是称兄道弟称嫂道妹。群众高兴地说：你看，人家大总理都叫我哥了，弟了，嫂了，妹了。”

　　“兄妹”不只是在嘴上。时任和尚桥公社王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水木、村民冯国富，对当年习仲勋搭救冯国富一家记忆犹新。

　　1961年夏季，13岁的冯国富一直高烧不退，因为家里没有钱看病，只有等死。

　　王水木将这事报告给习仲勋。在习仲勋指示下，冯国富连夜被送进了医院。“我出院时，院长指着一竹篮子青霉素、链霉素空瓶说：你的命真大。看你病好了后还孬不孬。”冯国富回忆道，“要知道，那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

　　冯国富说：他家在村里最穷，工作组就住在了他家里，家里领了救济粮款。为感谢习仲勋的救命之恩，他的名字“冯孬”改成了冯国富，两个弟弟改名冯国印、冯国昌。

　　习仲勋与群众攀庚续齿，称兄道弟，群众有什么话，自然愿意跟他说道说道。长葛调查，习仲勋听到了真实的声音，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八七村党委书记张喜安对记者说，习仲勋和村民聊天，时常说：“老乡，和你一样，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有时，他和群众一道绞辘轳、推水车，参加抗旱、收麦、播秋等生产劳动。有一天，他看到推水车浇麦的福兴婶腿瘸着，不但推不动水车，反倒被水车杠子拖着在井台上转圈儿。习仲勋上前将福兴婶搀下井台，让她坐在树荫下休息一下。福兴婶无意中搂起了裤腿，习仲勋立马发现她的双腿浮肿得很厉害。于是，习仲勋就让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几分钟都不能弹回复原。见此，习仲勋潸然泪下。

　　被饿得有气无力的社员们白天干活，晚上或劳动间隙，还得无休无止地开这个会开那个会。为让群众省点儿气力，习仲勋在县委扩大会上要求干部们：“开群众会，最多不得超过一个小时。开30分钟的会，群众还会多记住些东西。半天、一整夜的会，可能什么都记不住。时间长了，都在打瞌睡睡觉。群众是在劳动间隙来开会的，我们一定要爱惜群众的精力、体力。干部讲话一定要事先有准备，不要讲话不沾边，占去过多时间。”

　　刘水柱还说：“当时没粮食，很多人家只能找点儿红薯渣、红薯叶、红薯秆、坏红薯、玉米芯等，将其粉碎后弄成饭团充饥。就是买这些东西，有的社员还不得不出卖衣物。当时盐也缺，饭团涩得咽不下去。为体会百姓之苦，习仲勋副总理和群众一道啃这种饭团。那会儿，都能看到他眼中噙着泪花。”

　　五、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

　　粮食征走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吃光了。

　　旱情在持续，麦子大面积枯萎，眼睁睁地看着夏粮行将绝收。群众担心：继续呆在家里，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们纷纷拥向长葛火车站，携家带口扒火车，外出逃荒寻找活下去的路。

　　习仲勋闻讯，立即带领工作组赶到火车站。

　　面对此情此景，习仲勋非常动情地说：“乡亲们，咱们这里遭到大旱灾，大家生活困难，我们非常理解。我也是咱河南人，老家在南阳的邓县（今邓州市）。我爷爷时遭遇饥荒，全家人逃荒到了陕西。那时是旧社会，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现在是新社会，我们有党和政府做靠山。今年咱这里的情况，我们已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汇报，相信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县委、县政府也想方设法筹集粮款进行救助，让乡亲们度过饥荒。我们中央工作组将同乡亲们一道，克服困难，坚持抗旱，争取不让夏粮绝收，种好早秋，度过灾荒。”

　　刚稳住群众，没承想，麦收后却迎头碰上了更大的危机：上级下达给长葛县的粮食征购基数是3651万斤，超购289万斤。如此一来，全县有29个大队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粮不足百斤，个别大队人均只有五六十斤。

　　时任县粮食局副局长赵寿亭回忆当时情景，说：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退库和统销（返粮）的问题。会上，他还提出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的问题（那个时候，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是个谁都不敢碰的高压线。著名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的就是饥荒年代李铜钟在“违法粮”和“救命粮”之间悲壮抉择的故事）。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思考再三，说：关于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县里只有为国家妥善保管的责任；没有中央批准，一粒都不敢动。

　　都听出了这话的意思，都将眼睛盯向了习仲勋。

　　都在心里相问：习仲勋，你敢不敢担当这个责任？

　　习仲勋果敢地说：特殊情况下，要采取特殊措施。我们必须尽一切能力去拯救人民的生命。现在动用一部分储备粮，等于向国家“预借”。下年丰收，再补上。

　　会议室里，县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组成员面面相觑，无人发言。

　　说得轻巧，能“预借”吗？

　　说是“补上”，“补上”就完事了吗？

　　看到这场面，习仲勋思考片刻，拍板决定：“县委做好开仓放粮的准备。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央和国务院，向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请示。他们会考虑问题的严重性，给予破例。”

　　《长葛粮食志》记载：“县决定退库（小麦）60万斤，统销341万斤，又动用储备粮62万斤、机动粮135万斤……共计1156万斤，有效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问题。”

　　1156万斤粮食，挽救了多少长葛人的生命？

　　《长葛粮食志》上的这张表格，默默地记载着习仲勋的胆识与担当。

　长葛调查

　　一、解散“大食堂”

　　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这次，国务院领导到了长葛，长葛敢不敢当面哄瞒国务院呢？

　　有人认为：习仲勋带领的中央工作组，面对他们的造假和骗术，还会像此前众多检查团一样，睁只眼闭只眼，惊呼一声，赞叹几句，打个马虎，最后还是像先前那样顺利过关。

　　农村办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被作为“共产主义萌芽”大力提倡。公共食堂开了，不少人饿死了。公共食堂已经成了众矢之的。

　　1961年年初，中央根据群众的呼声，停止了统一办公共食堂的做法。

　　“皇帝的新装”已被戳穿。

　　但是，长葛有些人依旧高呼：“皇帝的新装”漂亮极了。

　　中央工作组到来之前，长葛不少公共食堂实际上已经散了伙。听说中央工作组要来长葛，县里连夜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严令：各公社、大队所属公共食堂，必须赶在中央工作组到来之前重新开伙。

　　习仲勋到来后，有的干部向工作组不断反映，说：贫农、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一些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

　　一上来，就给习仲勋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这是个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你习仲勋好自为之，自己去选立场站队吧。

　　广大群众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习仲勋走村串户，了解实情—

　　时任樊楼村青年队队长的冯景尧说：他们村有49户人家，除成分不好的3户，习仲勋征询了46户人家对办食堂的意见。除了个别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外，其他人家不分男

　　女老少，都反对继续开办公共食堂。

　　1961年5月8日前，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调查完了宗寨、樊楼、杜村寺3个大队，发现共有大食堂29个。

　　农民岳永平反映说：“食堂吃一次饭，光排队就得1个多小时。早晨吃饭到半晌，中午吃饭到日西，一天还能干多少活呢？办食堂，占用了一半的干部与劳力。下地干活的，都是婆婆妈妈和娃娃。照这弄法，再过一年吃啥哩？”

　　杜村寺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张金铎向工作组反映说：“办食堂，口头上说的是加强农业第一线，实际上第一线全在食堂。干部的精力主要放在食堂上，生产就放松了。我一下地，群众就吵‘吃不饱，干活没劲’。于是，我只好亲自跑到食堂，跟炊事员算计下锅的面。搞了半个月，饭吃得稠了些。群众说：像这样吃，还差不多。可我一离开，饭又稀了。现在粮食少，食堂是办不好的。顾了生活顾不了生产，顾了生产顾不了生活。吃力不讨好。”

　　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向习仲勋反映说：“办公共食堂，没燃料，就烧树木；树砍完了，就烧木板、农具、饲草，甚至扒房屋。仅宗寨大队，就扒房21间，烧椽梁85根，烧农具24件，烧饲草5万多斤。再办下去，要出大问题。”

　　了解到真实情况，习仲勋有了发言权。

　　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掷地有声地说：“公共食堂，只要群众不愿办，就不办！”

　　这厢办大食堂，那厢大炼钢铁。群众的锅，都被收走炼铁了。食堂一哄而散，一些群众连做饭的锅都没有了。习仲勋想得很细，说：“过去办公共食堂是

　　全力以赴，但分散以后，不等于不管群众生活了。相反，应该更好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他要求干部们：食堂解散后，要帮助群众解决铁锅、砂锅等紧缺炊具，想办法为群众找豆腐渣、萝卜缨等。

　　一天，习仲勋找到时任和尚桥公社党委副书记楚西酉，语重心长地说：“楚西酉书记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这连年自然灾害和人为‘五风’危害的困境下，要以菜代粮，想尽办法拯救人民群众，再不能让老百姓患上浮肿病或者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了。不然的话，咱们当干部的可是人民的罪人呀！”

　　当时在县委办负责新闻工作、现已83岁的李喜木对大河报记者说，有件事，他至今记得还特别清楚。有一天，习仲勋在樊楼调研得很晚。摸黑返回县城的路上，习仲勋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循声过去一打听，群众在偷偷开荒种地。他说：群众开荒自救，应该支持。受此启发，习仲勋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开垦路边、河边等“十边荒地”，种粮种菜；要求干部带头养牲畜、家禽和兔子，改善生活。

　　“在当时，个人开荒种地、养大牲口等，都是要被批斗的。习仲勋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号召大家做这些事。”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说，“他这套‘组合拳’出招不长时间，我们大队145个浮肿病人的病情就好转了。全大队28个党员干部带头养大牲口31头。每户养3至5头猪，鸡鸭每人两三只，队队发展副业。很快，宗寨恢复了生产元气。”

　二、狠刹“共产风”

　　和尚桥公社等“五风”严重，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将这些公社列为调查重点，并以此作为狠刹全县“五风”的突破口。

　　要整风，就得以实事当靶子。村村寨寨，留下了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足迹。

　　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调查发现：几年来，和尚桥公社占用和扒毁民房6170间，刮走各种农具、家具等5995件。公社办了个万头猪场，从各大队调了350头猪。盖猪圈的任务，也分到了各大队。并要求一天一夜建成。大队没有材料，就扒群众的房子。段桥公社占用社员70余间房屋、16户社员宅基，建了两个大院。除办公室以外，书记、委员、社长还都有一个很漂亮的宿舍。群众，却无家可归。古桥公社用了3天3夜，把白庄大队李庄村的320间房子全都给扒光了。群众气愤地说：“扒了民房盖猪窝，行善没有作恶多。”

　　—干部对生产瞎指挥，什么都要“一律化”、“规格化”、大兵团化。说是玉米能增产，就不准群众种高粱；说是密植

　　能增长，种麦都得用五条腿的耧。事事都要大协作，什么都要统一行动。1959年，为了种麦，县委规定统一时间：“点炮为令”，一齐扎耧。为了统一种麦，有11702亩晚秋作物不熟就收了。1960年，为了种麦，干部命令群众一个晚上把烟叶全都打完。烟叶不熟，又没能力炕，大部分都沤坏了。

　　—讲形式，搞浮夸。锄地锄地头，上粪上路边；年年反瞒产，季季“整产量”，群众吃了“空头粮”。1960年闹起春荒：全县71个公共食堂断粮停伙，占总数的35%。

　　—文件滥发，许多县、社的领导被淹没在事务主义、文牍主义的汪洋里。1961年4月份，县级各部门下达正式文件68份、18万字，下达表格24478个项目，电话会开了17次。同期，县级各部门接到上级电话会28次，共计45个小时。公社党委同样靠发文件、下指标、开电话会布置工作。公社党委办公室有4个干部，整天填表。一张抗旱浇麦表，就有480个项目。一些文件是县委办公室干部起草而转发全县的，公社党委竟然不知道。上头一根针，下头万条线。大队干部应付不过来这些，群众生活很少过问。

　　让习仲勋吃惊的是：和尚桥公社管理委员会从1960年3月选举后，竟没有开过一次会，以至于究竟谁是委员，查都查不清楚。

　　让习仲勋忧虑的是：中央工作组提出问题和群众商量时，经常遇到的回答是：“看上面咋规定”、“上面叫咋着就咋着”。面对这种黑色幽默，有的干部反而认为这是群众觉悟高，“听党的话”。开群众会，干部上去讲个把钟头，群众齐声高呼：“保证完成任务。”于是，会议结束。

　　和尚桥人民公社是“五风”重灾区，习仲勋决定以点带面，前往该社开展整社整风。他提议由中央、地区、县一起成立5人小组，就干部作风问题进行整顿。

　　1961年5月11日，习仲勋向中央和邓小平呈报了《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整风整社问题的调查》等。

　　“五风”虽然“刹了车”，局势迅速得以好转。但是，问题仍然成堆。退赔工作，就是其中之一。

　　在习仲勋的带领下，中央工作组深入各村全面调查，实实在在掌握了第一手真实材料：每个大队、生产队、社员在“一平二调”、“共产风”中被调走了多少土地、牲畜、家具等，都一清二楚。

　　中央工作组1961年4月30日形成的《长葛县占用和退赔社员房屋的调查》，记录了习仲勋的态度：“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满足群众的要求，用上压下挤的方法，彻底进行退赔，有一间退一间。机关、公社和社办企业，退赔后可搬到庙宇、祠堂、烟炕去办公。大队和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室占用的民房，如确实不能退赔，要与群众商量，签订租赁合同，按时付给租金。扒毁群众的房屋，采取三种方法：一是帮助修建，二是以其他实物顶替，三是合理折价付款，群众自己修建。”

　　群众反映说：公家根本不想退赔群众的财产。而县级机关向县委打的报告却说：对群众的“退赔”，已经完成了92.2%。

　　于是，中央工作组到和尚桥公社王庄大队做了退赔专项调查。发现：上级平调社员物资，退赔作价仅有实物的四成。有些机关从多方面刁难群众，借口查实对证要“声喊声应”，找不到证人不算数。社员气愤地说：公家黑夜搬家拿社员的东西，黑夜伐树，社员被迫迁村、关门、锁户，人不在，东西就被单位拿走了。拿的时候不跟社员说，往哪里找证人。如此一来，一些“平调”群众的东西有物无主，机关也就继续占用。

　　面对重重阻力，习仲勋甚至亲自上阵，帮助农民找东西。

　　《王庄村志》等记载：1961年4月17日至19日，为寻找“五鬼分尸”的家具、用具等，习仲勋安排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带领王庄村群众先后到了县委、县政府、财贸委、公检法机关大院和县委招待所等，找回了该村原来的办公桌椅、其他农户丢失的许多家具物品。王老太家的水缸被县中学占用，她去学校要了好几次，都被学校负责人以王老太没有借据为借口，不予退还。习仲勋亲自去学校交涉，学校这才退还了水缸。王庄村民冯根成、张明申、张富贵、张申妮、张小明、张清林、陈根、桑彦彬、王国记等9户人家，房屋被扒无处住。习仲勋指示中央工作组立即将他们安置到县服务公司和碗厂的公房居住。

　　桥南村被“割耳朵”，一分为四，被迫迁到外村。村民的房子都被扒了。为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县里决定将县办机械厂的房屋赔给群众。而厂里却把门给拆了，一遇刮风下雨，苦不堪言。习仲勋得知后，质问县里的干部：“这样叫群众如何去住？对维护群众利益的事不能不管，必须抓到底。”

　　5月2日下午，习仲勋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严肃地指出：机关随便圈地、占地、占房，都退赔得很差。群众没房住，就是天大的事。占地占房，平调的一切东西，都要退还，并以实物为主。群众的东西必须退还给群众。不这样做，就是退赔不彻底。退赔彻底了，才能取信于民，使群众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

　　面对机关不退实物，一间房子只作价十二三块钱、瓦房作价20块的情况，习仲勋很是气愤。他对县领导干部们说：一间瓦房才赔给20元，连买砖瓦钱都不够，房子是盖不起来的。所付的退赔款，一定要能买同样的东西。否则，就不合理。

　　长葛调查

　　悲悯苍生，剑胆琴心，习仲勋秉笔直言，长葛调查让毛主席、党中央清楚了当时中国乡村的真实情形。

　　时常陪同习仲勋走村串户调研的刘水柱说：习仲勋与干部们谈话强调最多的是“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一定要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任何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

　　1961年5月2日，长葛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是扭转长葛局势的一次大会，也是走群众路线活动的一次教育大会，更是改变长葛百姓命运的一次务实大会。

　　会上，习仲勋作了长篇发言。他的讲话，“干货”十足，情真意切。

　　在一点儿成绩面前，长葛县委前任领导滋长了骄傲情绪。脑袋发热，铺摊子，摆阔气。放着老县城不用，兴建起新县城。新县城仿照北京长安街设计，还有一座像人民大会堂那样的礼堂。县委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等，分列在宽阔的马路两旁。不但占用大量耕地，还动用民兵武装强制百姓拆迁。

　　对此，习仲勋在会上予以严厉批评：“长葛县的条件好得很，旧县城很多房屋可以住。难道非盖这么大一片不可？”“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不修楼房，不盖大礼堂，就不能实现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应该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到第一位。如果没有这一条，思想就成问题。要整风。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任何党员在任何时候，考虑问题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的疾苦。大办机关，大盖楼房的做法是不对的……沿途还看见修的猪圈比群众住的房子还好，群众称之为‘猪宫’。拆人房，盖‘猪宫’，那像什么话。”

　　为让广大干部牢记教训，习仲勋提议：“长葛县要把所犯的‘五风’错误编印成册，保存起来，每年拿出两次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意。各公社也应该照样办，都要牢牢记下，不能忘了。忘记了，又会重蹈覆辙。”

　　面对实事求是的批评，长葛某些干部坐不住了。他们甚至开始“还击”，《习仲勋传》记录了这类人的某些“风凉话”—

　　长葛县的干部是见过世面的。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多数都来过，中央部长级干部来过的不少，甚至有好几个国家元首都来参观过。别把我们长葛的工作说得那么坏。过去，冶金部部长高扬文把我们的小高炉大炼钢铁说得一无是处，后来我们搜集了他的言行，向中央打了报告，结果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当这些议论传到习仲勋那里后，他理直气壮地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这也是实事求是。他们做错了事，难道还要表扬他们？这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诬陷，根本不要理！

　　习仲勋坚持真理，直言不讳，心系人民群众的品格，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赞赏。

　　习仲勋情真意切地要广大干部坚持走群众路线不动摇，要“树立一个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认真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习仲勋还强调：“今后办事没有可靠根据的不要干，不要随便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必须切实反映群众要求，切实反映客观实际，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推断臆想。不能光看现象，要看本质，要看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将来有何结果，群众有何反映，问题如何解决，学会实事求是，一切经过调查研究。”

　　习仲勋告诫广大干部：要切实给群众办事，认真解决群众的切身困难。各级党委和每个党员，都要“及时地听取群众的呼声、群众的要求，和群众通气息，共呼吸，同命运。我们的行动必须符合群众的要求，不能违背群众的意志，这样才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子”。“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则办，特别是当个人感情同党性原则、私人关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必须毫不犹豫站稳党性立场，坚定不移维护人民利益。”

　　1961年5月12日，习仲勋在和尚桥公社党委会议上，再次要求干部们走群众路线：“必须搞好集体领导，把集体领导搞起来，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就很有希望。”

　　一、“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

　　习仲勋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二、如实上报中央长葛实情

　　阅读习仲勋代表中央工作组写的长葛调研报告，发现：他将群众反映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呈报中央时，有理有据，言之有物。他把群众的反感、不满都写了进去，并认为这是群众敢于向人民政府讲真话、说实话的表现，说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只有把真实情况报告中央，才能为中央制定新的农村政策，纠正“左”的错误提供决策依据。

　　譬如，习仲勋给中央和邓小平写的报告中所附的《一个社员对划分大队的谈话记录》，原汁原味就非常浓郁。

　　合并到宗寨大队的王庄村村民桑树和说—

　　宗寨大队几个村距离很远，俺村离宗寨三里地，开会不方便，去的人不齐。这个村去了，那个村没去，妇女抱着孩子一等就是半夜。再一开会，鸡就叫了。开罢会回家天已明了。有的下地，有的赶集走了。开会开得人怕怕的，一说开会谁也不愿去。

　　1958年，将俺村“割耳朵”并到宗寨村。走的时候，一人一个碗，一身衣裳，一床被子，什么都没带。树砍完了，房子扒光了，木料都拉到宗寨了。面柜、缸、磨都分给宗寨的户家了。俺村桑铁旦一家6口人，闺女16岁，男孩二十多，扒得没有一间房，还在住人家两间房子。睡觉做饭的地方都很挤，连拉尿的地方都没有，人家却天天要他还房子。李古元家5口人，住人家一间磨道，他两口，一个闺女8岁，一个男孩二十多岁，还有丈母娘。住在一块儿很不像话。像他们这样的住户俺村有很多。一提这事，他们就哭哭啼啼。

　　“一平二调”、“共产风”，搞得到处是“玻璃村”，“水晶户”，穷得什么也没有了。其他行业，也面临严重打击。习仲勋不怕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给党“抹黑”的帽子，直言上书中央，反映了长葛真实境况。

　　再如，他在1961年8月7日写的《长葛县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工作的调查》里说：教师力量跟不上，有许多教师不称职。有的年龄太小，晚上还尿床。

　　又如，《长葛县恢复手工业的调查》里写道：把过去的手工业合作社和小组全部并成国营工厂，多年形成的手工业体系整个搞垮了。有的三个劳动力只有一把锄，谷马大队第6生产队28户只有一只桶，还有两户合用一把勺的……

　　长葛调查涉猎广泛，不只是农业，凡是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都调研。如《长葛县国营商店工作的调查》就有：工业品换购的面太宽，形成以货易货，不仅影响到货币信用和回笼，而且限制了群众购买工业品的自由。群众形象地说：“什么都拿鸡蛋换，哪有那么多鸡蛋！”光购不留，让群众大吃苦头：种油料的农民没油吃，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如果先留后购，农民有了油吃，就愿意种油料作物了。

　　在将近5个月调研并解决问题的同时，习仲勋代表工作组向党中央与河南省委连续写出了11份调查报告，系统地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保护农村劳动力、实行多劳多得分配制度、调整社队规模、改进干部作风、顺应市场规律、包产到户经营、走群众路线教育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些都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央办公厅接到报告后，迅速批转到各中央局和省（区、市）党委参考。

　　是时，如实上报长葛的境况，有多难、有多危险呢？

　　温故一下彭德怀庐山会议上写了个“万言书”的下场，也就晓得了。

　　长葛调查让长葛、河南走出了噩梦连连的困局，也为全国走出那个非常时期开辟了一条可行之路。

　　1961年6月15日，中央重新修改颁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6月末，河南省委决定全省解散公共食堂，将粮食发给群众让农民回家做饭；7月22日，中央正式调整了河南省委领导班子。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那时，河南乃至全国都一如大病初愈之人，恢复元气还有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而从习仲勋在1961年4月27日写给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一封长达6页的信中，可窥习仲勋悲悯、关爱百姓生活之心细如丝：

　　“……再有一个问题，是群众房前屋后的十边地，鸡兔容易啄食，最好把政策订好，用粮食收购，让群众多种烟麻等经济作物，经管的好，产量大，将是一大增产，群众多有此打算，我们提倡一下，好处很大。最后，公共食堂分散后，群众最大的困难是缺炊具。有些户缺锅烧饭，有些户锅小人多，一顿饭造两次，轮流吃饭，费时误工，很不方便。铁锅一时供应不上，可否由省上计划一下，专门督促凡能生产砂锅的地方，多生产砂锅解决这一急需。这种锅既省铁又便宜，容易制造，分别生产四五人、七八人、十二三人烧饭的锅，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据了解，河南很多地方能烧砂锅，现在多停业或生产的很少，请指定有关部门大抓一下。”

　　长葛调查

　　一、探索“户包总产”

　　长葛调研期间，习仲勋还指导了“户包总产”的探索与实践。

　　包工到户、定田到户、包产单位越小越好等“包产到户”方法，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在大跃进的夹缝中生存着，它是中国农民自发寻找自救之路的方式或方法。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影响下，包产到户成为被批判、被打击的对象。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习仲勋指示“户包总产”、“不要向外宣传扩散”。这段鲜活的历史，时至今日还鲜为人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习仲勋心情沉重地发现：农村出现大饥荒，很大程度上在于农村政策和工作方法不对路，最根本的是按劳分配出了大问题。社员一个工分折合8厘钱，一天做10个工分才8分钱。一个强壮男劳力干一天活，还不如一只母鸡下一个蛋值的钱多。大家对种地不感兴趣，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往城里跑，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习仲勋提出，要成立一个“经营管理调研小组”，由时任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任组长，时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宋德明与和尚桥公社党委书记孔宪瑞为副组长。同时，抽调董欣亭、苏林堂、朱保安、苏明瑞、周洪信等8人组成调研小组，进行联产承包试验。

　　习仲勋在县委前的大桐树下，对这些参与试验的干部说：你们不要怕这怕那，我们知道，搞公社经营也好，搞小队经营也罢，都不可能照着现有的那一套办法去描去画了。老百姓生活现在那么困苦，解放10多年了，农村还是破破烂烂。眼下缺粮又缺菜，照老办法去描，能解决问题吗？只要对生产有利，什么办法都可以试。老百姓多打粮食了，对国家对集体都有好处，何怕之有？搞对了，是大家的；搞错了，我们和县委负责。

　　在习仲勋的安排下，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定点在桥北、胥庄村搞试点。记工评分，是当时通行全国的分配形式。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对5种记工评分办法进行试验，看群众对它的反应与生命力。

　　结果，5种办法，都以失败而告终。

　　譬如，试用“劳动定额管理办法”，即把所有工种活，以一个中等劳动技能、诚实劳动态度、适度的劳动工具，按规定的劳动时间、一般农活质量标准，制定出不同工种项目的劳动定额，各个劳动者干什么活，记什么工种的工分，就像查字典一样对号入座记分。试验发现，这个方法听起来一劳永逸，简便易行，可做起来，就出现了干活不讲质量，地头路边做得好，中间草上飞，“张冠李戴”，定额高的争着干，尤其是雨天、难活、脏活没人干。加上劳动计时无凭证，难以准确地判断出各个劳动者所报定额的对和错、高或低。

　　这个法不行，再试用“基本劳动日制度”，解决劳动均衡的问题。试用后发现，这样做了，虽然省去了记工评分时等诸多问题，生产队干部只负责查验农活质量就可以了，劳动者会经常主动找活、要活干。但还是出现了天气好、气候好、温度适宜时出工的多，反之，出工的少。

　　如此不厌其烦地在过程上下工夫，不在终极产品上做文章，只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5种试验相继失败。

　　那时候，国家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队为基础”基本国策，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再往下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而当时的管理者，大多数都是“连社员名字都写不全的人”，管理着成百上千的劳动者。如此这般，只得沿用打钟集合、站队等活、一窝蜂，背工窝工现象非常普遍。

　　这样，建立作业组、划分耕作区一时成为群众的呼声。习仲勋顺应民意，鼓励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大胆探索。

　　建立作业区、划分耕作区后，农、工、商、牧、副、杂各业，由谁经营、谁管护耕作，清清楚楚摆在那里，谁勤快、谁懒散，谁下工夫，付出的多，明明白白地体现在各种作物上。这样的话，实行联产承包，就成了广大社员的一致要求。

　　各家各户如何联？干部们提出了多种办法。最后，百分之八九十的社员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联产承包到户包总产。一年一算，一包到底，缴够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如果这样，干得好了吃蒸馍，干不好了吃窝窝，谁也怨不得谁。劳动积极性不用干部催促，就自然而然地调动起来了。

　　习仲勋敲定：可以试验。

　　来自群众的办法一经公布实施，想不到的优越性立马就体现出来了。社员们积极攒肥，主动学习农业技术，没日没夜地干活。

　　习仲勋在向邓小平和中央写的第二份《关于长葛农村的调查报告》中说：“干部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做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地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

　　尽管习仲勋离开了长葛，但是，他指导下的联产承包“户包总产”经过一年实践，有了结果：试验的两个村当年公余粮一斤不欠地完成了，集体的提取一元不少地提够了。116户社员，户户增产增收，家家有余粮。

　　当时谁都没有料到，这种联产承包“户包总产”形式，到20世纪70年代经安徽小岗村农民再创造，发展完备而为“单干风”吹遍全国，成了国家的基本国策。

　　二、上书“活跃市场”

　　长葛调查期间，习仲勋还敏锐发现：计划经济将老百姓管得民不聊生，顺应市场能够解决当时的困局。

　　譬如，和尚桥镇管理部门制定了关于市场管理的12条办法：在此交易者，不论买卖，烟叶不超过3斤，袜子不超过2双，鸡蛋不超过15个，肥皂不超过2条，粮食不超过5斤，五金、电料不准外出本地等。

　　为落实管理办法，管理人员设岗搜查。凡多带东西的，都被认为有倒贩嫌疑。违者不仅没收商品，还给予1～10倍的罚款。一些职工回家探亲，带一些自用粮食、衣服，也按此处理。

　　习仲勋提出，政府应把伸出的手缩回来，按市场规律办事。但是，他的倡导在当时被一些人视为“洪水猛兽”：当时市场上猪肉价格，每斤4元，比国营牌价高出433.3%；而鸡蛋，则高出300%。这样下去，还怎么了得？

　　中央工作组认为，市场价格过高，主要是因为求过于供，有些是同市场物价管理得过死有直接关系。如市场开放初期，上市的熟猪肉每斤三四元，约二两重的火烧每个1元。禁止熟食上市后，有的不来了。来了的，卖得更贵了，照样有人买卖，只是转入黑市交易了。“在商品少的情况下，市场价格高于国家牌价是难免的。市场商品的价格是随着商品的多少而起落的，只要产品上市量大了，价格就会自然降落。”譬如，“一斤重的家兔市场开放初期4元左右，现在每只0.7元。韭菜由每斤0.2元下降到0.1元，甜瓜由0.6元降到0.2元，不少商品已接近或低于国家牌价水平。”

　　1961年8月7日，习仲勋代表中央工作小组给中央和邓小平写的《长葛县和尚桥镇市场情况的调查》中，明确提出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能只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处理做买卖的问题。要学会用经济方法来组织和领导市场。”“对市场价格的管理，不能采取简单的限价办法，也不能放任自流。主要靠经济活动的方法，如积极组织货源，增加商品上市量；国营商店、供销社参加集市贸易等。在行政管理上最好是利用税收杠杆来调节，对于应当限制的，课以重税。这样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不影响活跃市场。”

　　顺应市场，也来自习仲勋的悲悯苍生。

　　当时，生产力低下，解放劳动者体力的，主要还是牲口。“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下，村里和农民养的牲畜被调走了、“共产”了。社员、生产队都有这样的想法：“喂大不如喂小，喂小不如喂瘦，喂瘦不如喂死。大了被调走，瘦了无人调，死了能吃肉。”同时，因为劳役过重，耕畜白天晚上都在被使唤。加之草料减少，造成大量死亡。

　　习仲勋看到，畜力减少苦了群众。过去耕田、拉车、抽水、送粪、拉磨，都用畜力。现在，非用人力不可。人没有力气，耕地不深，耙地成为空谈，影响精耕细作。大牲口减少影响到积肥，影响到副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耕畜减少非常焦虑，迫切要求改变这一现状，但又无可奈何。

　　习仲勋和调查组向中央和邓小平写的《关于耕畜归生产队所有问题的调查》中，再次提出放开交易：“靠国家调拨，不可能解决好，只有通过贸易方法才有利。今后应允许私人饲养牲畜，开放贸易，单纯禁止不行。”

　长葛调查

　　“五风”狂飙刮过之后，人畜都弱了，土地也薄了，像得了大病一场，一时还难以恢复元气。

　　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已经长驻长葛135天，调查工作结束。

　　1961年8月22日，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奉命回京。

　　人走了，习仲勋的心还留在长葛。

　　当地百姓生活如何？习仲勋仍然放心不下。1962年10月，习仲勋委派跟他一起在长葛调查的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返回长葛：不跟官方打招呼，直接插到村里暗访。

　　《王庄村志》记载：该村张明仓告诉前来暗访的侯亢，村里除给每人分了三分菜地外，正准备给每人再分三分地让农民自主经营。这样往后，群众生活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1978年，习仲勋长葛调研时担任和尚桥公社党委副书记的楚西酉升任县外贸局局长。当时，长葛的毛呢、羊尾毛、人发加工等地方特产在国内颇有名气，就想闯一下国际市场。县里指示：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秋季广交会。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交易会，盲目前往，结果被拒之门外。

　　不能参展，运过去的东西就得再运回来，经济损失不说，还得留下个话柄。楚西酉等人寻求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帮忙。次日，长葛特产即入馆参展。

　　1984年9月12日，八七村（即宗寨大队）干部群众致信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向他汇报了宗寨村1961年由富变穷，1984年由穷变富的发展过程。

　　10月20日，习仲勋复信长葛县八七村干部群众—

　　看到你们9月12日写给我的信，不胜欣慰之至。回想起20多年前我在长葛县调查研究时的所见所闻，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你们大队由一个好端端的富队变成了一个响当当的穷队，我们如实地向中央作了反映。现在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结果使广大干部群众吃了很大的苦头。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时至今日，你们那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由穷变富的康庄大道，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我衷心地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今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这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议。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和领会这次全会的精神，并结合农村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同时，也希望你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消除隔阂，团结一致，在治穷致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人走了，习仲勋的事还留在长葛。

　　长葛调查次年，即1962年，因为《刘志丹》，习仲勋被诬为“反党集团”成员。

　　在此期间，“习仲勋专案组”前往长葛，搜集习仲勋在长葛的“黑材料”。时任县委办公室负责新闻宣传的李喜木对大河报记者说：“当时，习仲勋的很多讲话都是我记录的。‘专案组’人员找到我整习仲勋的黑材料，我只字不写。人不能昧良心。习仲勋来长葛前，饿死了不少人。我爷爷、奶奶就是被活活饿死的。习仲勋救了长葛百姓，要长葛人整他的黑材料，找错了地方。”

　　刘水柱拿着平反文件等材料说，他曾经被打成习仲勋在长葛的典型代理人。上面来人，要他揭发习仲勋向中央写的《宗寨大队是怎样由富变穷的》等调查报告是“黑报告”，揭发习仲勋在长葛大刮资本主义复辟妖风等。他宁肯自己被打成反革命，也不承认习仲勋在长葛进行了反党活动。

　　李林海，时任宗寨大队敬老院院长，在当年习仲勋开口就叫“李老弟”。在那个饿死人的年代，李林海在敬老院创造的老人不但有肉吃还创出利润的事儿，被习仲勋发现并推荐给了中央。为此，在习仲勋落难时，他树的这个“黑典型”成了一些年轻人攻击习仲勋的活靶子。面对一群气势汹汹的年轻人，李林海厉声质问：“回家问问你爹你娘，当年若不是习副总理来长葛解散大食堂，发救济粮、救济款，分自留地、允许开荒，鼓励饲养家畜家禽，哪里还会有你们这群毛蛋孩子在这儿蹦。你们的良心让狗扒吃了？”

　　人走了，习仲勋有个梦没有圆。

　　1982年，长葛县外贸局被评为全国外贸系统先进单位，楚西酉前往北京参加表彰会期间，抽时间拜访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习老亲热得不行，给他倒茶、让烟、端水果，询问长葛人民的生活、生产和经济发展状况，询问他当年在长葛时的老朋友的近况。习仲勋说：“很想抽时间再到长葛去看一看呀！你回去以后，代我向宗寨村的赵宪章、刘水柱、李长庆、李林海，太平店村的冯海成，樊楼村的冯景尧，杜村寺村的张大力等同志们问好！”

　　习仲勋在长葛期间，曾借来《长葛县志》进行通读，对长葛厚重的历史文化称赞不已。他曾对张继增和时任洧川公社办公室主任刘国军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不是观赏名胜古迹的时候。以后如果有机会，一定回长葛来看一看。

　　离开长葛后的第二年，习仲勋“受难”，其间曾两度下放洛阳。

　　1978年2月，习仲勋自洛阳复出，担任广东省委书记，邓小平寄望习仲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国是缠身，习仲勋回长葛看一看的心愿，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