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曾多次到过沈阳故宫，每次在凤凰楼前，都觉得无法抽身而去。于是，记者不断地去发现它，欣赏它。可我不知道的是，这座当年皇太极时期皇家观景纳凉、宴饮集会的楼阁，曾长期保存过“传国玉玺”。

可以肯定的是，乾隆收藏的39枚玉玺中，有几枚竟然是仿冒品，于是，他把其中的10枚放到沈阳故宫珍藏。让人吃惊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枚玉玺竟然找不到了……

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李理长期从事文物保管工作，现在仍然分管着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管，李理说：“清入关以后，沈阳故宫最初的建筑中还没有后来的东所和西所，所以，在康熙以后数十年中，送入沈阳故宫的物品很多都存放在了凤凰楼。 ”

史料显示，从乾隆年间开始到清朝末年，一直存放在凤凰楼的物品有《圣容》、《行乐图》和十方玉玺等。

不过，自从这些物品在上个世纪初离开沈阳故宫，就再也没能在凤凰楼重现。

“制诰之宝”助皇太极登基

在相信“君权神授”的封建时代，皇帝用的印章（即玉玺）往往被人为地夸大它所代表的实际意义，在我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甚至为此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夺战。

建州女真部落在崛起过程中，也发生过一次“传国玉玺”的故事，在《清实录》和清晚期编订的《清史稿》中都有详细的记述。

事件发生在天聪九年，这年的8月，征讨察哈尔的多尔衮等报告，他们得到了历代传国玉玺——汉文“制诰之宝”，并且讲述了传国玉玺的来历：这枚玉玺早先藏在元大都皇宫，元顺帝被明洪武皇帝朱元璋打败后，离开都城，带着玉玺逃到了沙漠里，死在了应昌府。从那以后200多年，玉玺不见踪影。这一年，有位牧羊人在山下放羊，看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只是用蹄子刨地，牧羊人在那里一挖，玉玺就重见天日了。于是，这枚玉玺被送给了元朝后裔博硕克图，等到博硕克图被察哈尔的林丹汗打败后，这枚玉玺就落到了林丹汗手上，林丹汗也是元朝后裔。

多尔衮打败林丹汗后，听说玉玺在林丹汗的苏泰太后那里，就去索要，最终得到了。

史书记载，为了迎接这枚玉玺，皇太极在谋士建议下出城远迎，筑坛拜天，举行盛大的迎玺仪式，并且当众宣布：这个玉玺是历代皇帝用的印宝。

在史书中还多次记述皇太极曾经一连做了两个梦。

第一个梦是皇太极梦见自己正在排兵布阵时，一只鹰在天上直接向他飞过来，他连射两箭都没射中，又取出大箭才射中，鹰落在军中。后又梦见一条青蛇跑得非常快，结果被一只鹳鸟给叼住了。

对此梦，大学士范文程等人给出的解释是大吉大利，意味着敌军的文官武将不是被抓就是被杀。

紧接着皇太极又做梦了，梦见努尔哈赤派了4个人捧着玉玺送给他。

这次，大学士范文程就解释得更直白了：太祖给您玉玺，这是天子的印啊，是要一统天下的信号，这明显是老天要让您掌管天下呀！

于是，在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元崇德，登基做了大清皇帝。

据此，有史学家推断，沈阳故宫曾在这一时期藏有“传国玉玺”，但是具体放在哪里，目前还找不到明证。

乾隆打假，把10枚玉玺放在凤凰楼

等到清朝帝位传到乾隆手中，已然是皇权稳固、国泰民安的鼎盛时期，这位汉学修养相当高深的皇帝有一天忽然想起研究玉玺了，乾隆十一年，也就是1746年，他到北京故宫交泰殿查看了全部玉玺，当时看到共有39枚。

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了问题，摆在正中间的那枚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的玉玺居然是个冒牌货，他老人家也搞不清它是什么年代放在那里的。

于是，乾隆专门写了一篇《国朝传宝记》，讲述了“传国玉玺”的打假经过。文中提到39枚玉玺中的4枚，其一是在中原历史上演绎无数故事的“传国玉玺”，明确指出，它是假的，因为文献已经写得非常明白，那枚玉玺已经烧毁了，同时这枚玉玺刻工拙劣，一眼就可以看出不是秦玺；另外一枚也是仿刻品；还有一枚虽然玉质非常好，但是没有印文，也不应该和玉玺放在一起。

随后，乾隆提到了皇太极得到的“传国玉玺”，对老祖先的宣言做了委婉的修订，他写道：我朝太宗时期得到了一枚元朝的国宝，收纳下来，开始的时候还不把它当作得到天命的信号来看。随后他笔锋一转，讲起了皇太极的文武功绩，并且自问自答，文宗皇帝得到天下是靠这个玉玺还是靠的品德？明眼人不用说都知道。

也是在这一年，乾隆将交泰殿玉玺定数为25枚，这些宝玺除一枚为满文外，其余都是同时刻有满汉文字。此外，将这一次清理出来的文字有些重复和开国时期使用的玉玺一共10枚，送到盛京凤凰楼尊藏。也就是说，皇太极时期得到的那枚汉字玉玺可能在这一年又回到了沈阳故宫，收藏在凤凰楼上。

“制诰之宝”疑被调包

因为时隔久远，资料缺乏，包括史学家在内，想查皇太极时期的史料非常困难。查验玉玺，方法之一是比对印文，然而省档案馆清朝档案研究专家张虹告诉记者：“目前我们保存的清朝最早带有皇帝印章的档案是代善长女的诰封，但是上面用的是满文的‘皇帝之宝’。”

记者查到了《盛京宝谱》，在谱册中的10枚印章中，5枚玉玺印文是满汉两种文字，3枚玉玺是纯满文，只有两枚是汉字，分别是“制诰之宝”和“广运之宝”。表面看起来，分清哪一枚曾是被皇太极认作“传国玉玺”的难度不大。

然而事实远非那么简单。在乾隆送返沈阳的“盛京十宝”记述中，我们又发现了问题，在《钦定盛京通志》记述的“十宝”当中，并没有“制诰之宝”，当中的汉文玉玺是“丹符出验四方”（青玉，交龙钮）和“广运之宝”，而在以后编写的《盛京典制备考》以及《盛京宝谱》中，“制诰之宝”又出现了，同为青玉、交龙钮，取代了最初的“丹符出验四方”玉玺。

当时能够让凤凰楼所藏玉玺发生如此大改变的只有乾隆和他的继承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被皇太极宣布为传国玉玺的那枚玉玺，既然不是最早的传国玉玺，那么它是不是传自元朝呢？

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元朝的国玺当中没有“制诰之宝”，而在我国古代王朝当中，使用“制诰之宝”玉玺的仅仅始自明朝。

有史学家在乾隆十三年内务府宫中活计档中发现有这么一段记载：“乾隆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白玉制诰之宝一方，随锦合一件，磁青纸金道册页一册，黑漆描金宝匣一件。传旨交启祥宫将宝上字磨去，钦此。于本月二十三日交司库郎正培持去讫。 ”

这个被磨去字迹的白玉“制诰之宝”又是哪一方？

李理说：“我们现在能够肯定的是凤凰楼上确实曾经收藏过十方玉玺。”至于其他疑问，只能等待新的史料发现了。

沈阳故宫展出的《行乐图》之《威狐获鹿图》局部。□记者/郭 平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