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今年以来一直是坊间热议的焦点话题。动员和整合经济落差如此之大的三个行政区域的经济社会资源，千头万绪，殊非易事。

　　9月22日，“国际城市论坛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年会”在北京召开。有与会学者提出，从根本上看，如果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官员考核体制不变，无论即将出台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得如何漂亮，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效果也有限。因此，与其等着明确各自定位的规划出台，还不如建立起一套打破行政利益藩篱、遵循统一市场规则的体制、机制。在一片争议京津冀三地各自规划定位应当如何的宏大叙事中，这一观点不啻清醒之论。

　　目前的京津冀三地之态，有人称之为“两高地两洼地”，“高地”指北京和天津，“洼地”指北京之北的河北与北京之南的河北。从产业所处发展阶段、人均GDP、财政收入等指标来衡量，河北与天津和北京均不在一个量级。

　　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就在地计划经济下的行政配置资源方式。北京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河北担负着为“首都服务的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在首都水资源的保障供给和生态涵养下的产业发展屏蔽，以及重大节日期间的安保工作方面，河北省都承担着“服务首都”的重大义务。显然，行政手段跨省配置资源违背了“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付费”的生态补偿机制。河北的资源“转让”没有得到来自首都的足够的市场对价，政府财税收入和老百姓的工资收入都大受影响。如今，河北还有62个贫困县，近800万的贫困人口，形成了一个在京津接壤地区的贫困带。此外，“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进一步强化了行政力量对资源的配置，行政利益藩篱成为阻碍一体化的最大障碍。

　　一体化发展的要义在于地区经济的竞争依赖和协作，构成一个协作发展的产业链条。京津冀一体化的理想状态是以北京或者北京天津为核心，带动起周边多个配套城镇的发展，宜产宜居各得其所。但是，“不惜一切代价为首都服务”的后果是北京虹吸了周边地区的资源，过度集中了产业和人口于城市核心区域，自身“大城市病”和周边城镇“贫困带”相伴而生，整个区域一体化程度远远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

　　现在，随着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京津冀一体化规划方案将在三地城市定位、产业协作等方面做出部署。其中，交通一体化、大气治理和产业合作三方面是该区域一体化首先要突破的重点内容。不过，三地一体化的规划迟迟“犹抱琵琶半遮面”，而且，规划一般局限于战略性、方向性的内容，并不涉及具体的实施细则。规划的落地依然有待具体的体制机制作为桥梁。以大气治理来说，北京市声称将在2013年到2017年投入7600多亿元治理空气污染，每年平均投入约2000亿元。而河北省今年1至8月却也只能安排大气污染防治资金43亿元，即使算上中央财政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资金投放，也不足百亿元。京津冀区域范围的空气污染治疗效果如何，显然不容乐观。在这种背景下，搭建起一个利益共享机制，让北京周边区域得以休养生息，并消除行政区划利益藩篱，以市场力量推动北京周边城镇“卫星城”的形成，是促成京津冀一体化程度上一个台阶的当务之急。

　　在前述的“国际城市论坛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年会”上，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智就提出一系列市场交易机制。比如在利益共享机制方面，当下需要建立水资源使用权转让机制、生态用地省域占补平衡和跨区域交易机制、新建能源项目消费和排放总量指标市场化交易机制等。此外，建立起统一市场的体制机制也相当重要，这表现为统一资本准入，包括招商引资政策、项目用地、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统一各种资质、认证和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等产品准入；统一在金融、医疗、旅游等方面的开放政策；统一市场监管体系、信息平台和社会征信体系。在物流信息流方面，建立起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信息平台，实现农产品检测结果互认；在生态环境方面，建立“京津冀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共同基金”，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扩展到水资源、土壤环境等领域，不一而足。

　　眼下，海关总署已经率先迈出了区域通关一体化的改革步伐。9月22日，中国海关总署22日宣布，石家庄海关当天加入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自此之后，京津冀三地企业无论从北京空运还是从天津和河北海运港口进出境，都可以自由选择货物申报、纳税、放行的地点，无需再奔波于属地和港口之间。

　　在当前官员考核机制和“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下，促进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的建立自然会遇到一些行政障碍。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美国在区域发展中同样也遇到过政府治理碎片化带来的问题，尤其是在跨区域交通发展方面。对此，美国的解决之道是立法和成立跨区域规划组织，并运用财税杠杆以经济支持。与之相类，中国亦可在跨区域机制的顶层设计上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