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想，全面契合了韩复榘军阀割据之所需

近年来，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乡村自治”思潮，一再被媒体及学界重新发掘，意欲从中寻找到能够观照现实的历史价值。当年“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也由此获誉颇多。但揆诸历史，当年的“乡村建设派”，与其说是先驱，不如说是教训。以梁漱溟为例——自1930年代起，在山东军阀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氏所开展的“村治”实验，立意虽佳，实际上却产生了祸民的效果，并不值得称颂。

对于韩复榘，梁漱溟曾称赞其人：“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①韩复榘对梁漱溟，则见面必称“梁先生”。韩复榘之所以支持梁漱溟在山东开展所谓的“村治试验”，并非因赞赏梁的学术见解，而是梁的诸般理念，契合了其追求军阀割据之所需。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念，相当庞杂。简而言之，就是在广大乡村开设乡学、村学，这些学校，既是教育机关又是自治机关，用梁氏的话说，叫做“政教合一”、“行政机关教育化”、“社会学校化”。

梁氏这种“政教合一”理念，正中韩复榘下怀。一方面，韩复榘名义上虽服从国民政府，但在山东却一再强硬取缔国民党党部，“取消各县预算中国民党县党部的党费，强迫摘下招牌，勒令停止活动”，②甚至逮捕杀害国民党省党委的委员。另一方面，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所招考的大学或大专毕业生，在毕业后，大都被韩复榘收入囊中，被任命为山东各级官吏。

韩复榘

再如，梁漱溟主持的菏泽实验县，被划为20个乡，每乡设一个“乡农学校”，负责抽调壮丁、配给枪支，开办自卫培训班。梁漱溟原意是“寓兵于农，守望相助”，但实际效果是壮大了韩复榘的军事力量。1934年，韩复榘到菏泽检阅自卫训练班第一期学员，“一看到有这么多人枪，就大加赏识，接着就划鲁西十县为行政督察专署区加以推广，并且继续向其它专区扩大。”通过“乡村建设”，“几年来为韩复榘训练的壮丁确实不少”③。

梁漱溟还曾希冀以其“乡村建设”来对抗中共在山东的发展。当时山东“查共匪到处活动，为害尤烈，甚于洪水猛兽”④，梁漱溟当年乃是中共农民运动的反对者。梁氏认为：“我们的乡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农民运动的正规，可以替代共产党。”⑤这一点也被韩复榘所利用——韩氏为反蒋计，一方面，并不拒绝与中共在军事、政治上合作，故与中共地下党联系颇多；另一方面，又时刻警惕其军队及地方行政机构被中共渗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念，恰恰契合了韩氏的这种需求。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毫无成绩，“深为民众所痛恨”

韩复榘从1930年—1937年主政山东，梁漱溟的实验也与其相始终。韩固然利用梁扩充力量，而梁也知用韩与蒋介石间的矛盾，“推着韩复榘大量地办乡村建设”。但二人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在对日问题上，韩复榘“以对日本（包括日本人鼓动的华北五省自治活动）的模棱态度，来挟持蒋介石”。七七事变后，中央军途经济南北上，韩复榘竟下令：“通知日本领事馆，中央军过山东了。”⑥梁漱溟则几次欲说服韩复榘坚持抗日。

在日军发动对山东的攻势后，韩复榘果然为保存实力而弃守济南。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独立旅旅长孙则让在菏泽“搜罗了约四千多人抢，随着韩复榘逃跑。”⑦愤怒的老百姓捣毁了乡学，多名参与乡村建设的工作人员被杀。由此可见，梁漱溟所搞的“自卫训练班”，确已成为忠于韩复榘的私人武装。韩复榘被枪毙后，新任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宣布废止“乡村建设运动”的“政教合一”体制，恢复旧有的行政体系。国民党党部，也终于首次能够在山东公开活动。

对于自己数年间在山东的作为，梁漱溟自知成效有限，“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对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即如我们邹平，假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征求乡下人的意见——乡村建设研究院要搬家了，你们愿意不愿意？投票的结果如何，我亦不敢担保。”⑧

之所以“不敢担保”，实因为其乡村建设试验，本质上不过是为旧的乡村统治秩序，披了了一张政治理念层面的新虎皮。理念虽变，人事依旧。邹平县下设乡学，为“政教合一”机构。乡学设董事会，推学长一人负责；乡学下设村学，以所有村民为学员，以培养其政治参与能力为目的。但乡学、村学的权力，仍掌控在旧势力之手，如耀里乡的“学长”李北辰那般，“强霸族田三十亩，诱霸族长某人的全部家产，无理判案害死佃户孙光銑，勾结武装欺骗群众”⑨的现象，自不可能得到改善；因其获得了新的光鲜的理念虎皮，对一般村民的盘剥，反呈变本加厉之趋势。

此种“以改革始，以祸民终”的结局，陈诚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也曾言及——“山东村治派”，曾“因收缴民枪，并增种种杂税，加重民众负担，致惹起曹县第八区民变。后曹县各区相继而起，单县、定陶、城武、郓城、巨野等县，亦预备响应。”好不容易才被韩复榘平息下去。简而言之，当日国民政府，对梁漱溟在山东的试验的评价是：“毫无成绩，徒扰民及加重民众负担，深为民众所痛恨。”⑩1981年，梁漱溟回首往事，亦自言：“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

梁漱溟之事，是一个很有必要的警示。即：今人在考察民国志士之诸种救国、强国实践时，须遏制内心强烈的“浇今日之块垒”的欲望，盖民国从来不是一种经验，而只是一种教训。只重情怀表达，不重教训总结，是浇不动今日之块垒的。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总部

注释：
 

①韩子华口述、周海滨整理：《父亲韩复榘并非一介武夫》，《河北青年报》2013年5月21日；②⑥何思源《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 第1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35—156页；③⑦⑨东畅：《我所知道的抗战前山东乡村建设派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 第1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21—134页；④《山东省政府第二届第五周年工作报告》，1935年，转引自李先伦《韩复榘支持梁漱溟乡村建设原因探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⑤吴景超：《批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集），1979年，第486页；⑧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附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⑩《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国史馆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