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7日

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路校区

我把下午跟大家交流的题目定为漫谈，我的意思就是放松一点，我放松一点讲，大家也放松一点听。如果在这一个多小时里，我讲的话有几句，给大家以触动，那这一个多小时就值了；如果我的讲话当中，有些话在大家思想上引起一些波澜和争论，那这一个多小时，也值了。

现在，我就把我自己在创作“主旋律”作品当中的一些想法，跟大家作一个交流。

前几天，参与了省里的读书节和书市活动。一看横幅，“首届读书节”，很奇怪，浙江这么一个文化大省，到今年才办读书节。人家上海、江苏、山东和其他一些地方，早办了，有的地方办到了第十二届，这实在是太不相称。后来大家议论的时候，说怎么办？既然以前重视不够，那要做到后来居上，以后年年办，明年办第二届，老老实实办起来，争取轰轰烈烈。

当然，我们浙江还有很多方面的工作是走在全国前面的，比如说你们美院就是。这个不是恭维话，美院原来叫浙江美院，现在叫中国美院，在杭州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了这所著名的学校，我们在文化建设上，方方面面都很出彩。这些年，美院每年都有新的举措、新的活动、新的平台吸引着大家。我早年毕业于杭四中，所以经常到这个美院南山校区来看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是中学生，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据说好多大字报，一贴出来就被大家撕掉，当作“墨宝”收藏起来。一些老艺术家的“悔罪书”、“检讨书”都被珍藏了，看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拿出来，没有发现过，这个不得了。这是人们，包括大学生，对真正艺术的一种崇敬。

说起来，我本人跟美术还有一段渊源。我念小学的时候，对美术感兴趣，曾经被推荐参加“杭州市少年科技站”，也就是后来的少年宫，是图画班的学员。班上二十几个人，每周习画，还搞活动。记得又一次我们就请来了你们美院的潘天寿，还请来了吴茀之，请来了诸乐山，还请来了一位搞雕塑的大师，名字我忘记了。我们迎接四位老先生，把他们请来给我们现场作画。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王辅导员给潘天寿老师事先准备的二十几支毛笔，潘天寿老师拿一支沾沾墨，感觉不行，放下，再拿一支，沾沾，感觉还不行，再放下。二十多支笔都不行，惊得我们的王辅导员不知如何是好，这可怎么办？后来一问，也不是不行，他就是试试看，试一圈以后，挑了其中一支，觉得顺手了，就开始画。他们是联合作画，先是潘天寿画，再是吴茀之、诸乐山跟进。有的画石头，有的画南瓜、蔬菜，还是彩墨的，最后吴茀之老师写上题目“田园风物”。另一位捏泥人的，也是很出名的老师，对着我们的一位男孩子搞现场雕塑。一个人捏，三个人画，我们围观，很快乐的一天，第二天杭州日报还登了消息与照片。

这个例子是说我跟美术，跟美院，关系是密切的。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我跟美院也一直有联系。我在省文联当过两年专职副主席，尽管不分管美术，分管的是文学杂志、影协、视协、剧协，但是因为分管文艺理论研究室，所以也搞过一些涉及美术的研讨会，编过年度《浙江文艺界》，年年收录浙江美术界的成果综述与分析。我的表弟孔维克，现在是山东画院院长，是山东省文联的副主席，负责“齐鲁画派”的振兴。他去年下半年在台州开了一个“孔维克画展”，他的个展在台北举办后，就直接拉到了台州。台州是我外婆家，当时台州市把我们一家和我表弟一家都请去了。我的母亲，跟他的母亲，都坐着轮椅被请到台上。他们为此做了专题节目。也是美术，把我们这个大家庭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我就感觉到浙江的文化发展史，美术真的是走在了前面。 我们文化大省的现实情况就是美术一直跑在前面，作为一个曾经主持过浙江作协工作十余年的人，我对此非常羡慕。

浙江是文化大省，也是文化强省。我们经常讲浙江的影视搞得有声有色，当然我们文学作品中也有得茅奖鲁奖的，而浙江的美术、戏剧却一直跑在前面。

文化的竞争，实际上是价值观的竞争。中国的文化要面向世界，也就是中国价值观要面向世界，要让人感觉到中国的价值观也是有力量的，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的力量在哪里？在我们的当代文化传播里，又如何体现我们认为应该体现的价值观？

我这一辈子，主要是搞文学创作的组织工作，当然自己也搞了一些文学创作。所以我一直在想，可以拿什么东西跟外面去讲，这是我们中华文化里最优秀的东西，这是我们的价值观。

现在世界上到处建孔子学院，目前孔子学院有一部分也遭到某些非议与抵制，少数国家说这是在推销你们的文化软实力，另有目的与企图。虽有抵制，但总体还是在蓬勃发展。去年10月份，我到巴西、秘鲁这两个地方，到当地的孔子学院参观，并且在那里做了我的一个诗集《我在孔子故里歌唱》新闻发布会。孔子学说，东方儒学，现在还有很大的价值，对人类的精神发展有正面的贡献，当然是我们对外的一个文化抓手，不能轻易否定，需要重视。

现在提出的核心价值观，12个字，三个层面：国家的层面，社会的层面，个人的层面，好多人反映记不住，说不全。我看在座的各位，也可能一半以上的记不全。

最近的杭州书市，我参加其中的两个活动都有点意思，说一说。五天前，书市推出王蒙先生的新作《天下归仁》，我去做他的讲座的嘉宾。王蒙注解孔子《论语》，讲的当代如何理解孔孟之道，讲得很诙谐，很当代，也很规范。他为孔孟之道作了很好的取舍。总之，我们知道，儒家重视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强调个体服从与集体，甚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

第二天，我又应邀去作嘉宾，这次是宣传另一本书，《徐志摩全集》。我跟编者、海宁市宣传部负责人、文艺理论工作者坐在一起探讨、讲解徐志摩，听众也有不少。徐志摩又是什么人呢？中国的情种，中国的风流才子，一生信仰“爱、美、自由”四字，这四字是胡适给他总结的。徐志摩一生的生活轨迹，都是追求爱情与自由。他是特别重视个体自由精神的，这正好跟前两天我们阐释的的孔孟之道完全相反，完全对立。所以徐志摩这个人，也是永远的徐志摩， 34岁就死了，飞机在济南上空失事。徐志摩的爱情故事大家议论起来，可能包含了各式中国婚姻、包括古代和当代种种的中国爱情模式，他一个人的身上都体现了。首先第一个老婆张幼仪，老婆爱他，他不爱老婆，父母包办，娶来了，后来离婚了，这也是很多人碰到过的婚姻。一个人爱着另外一个人，一个人就是不爱一个人，徐志摩说这是小脚与西装的矛盾，这是他离婚的理由。他觉得自己是留洋的，是一身西装的人，但他老婆是小脚。他的这个矛盾让我们想到胡适，胡适也是这样的婚姻；当然，也让我们想到鲁迅先生的婚姻。

徐志摩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偏偏去追求另外一个女人，第三者，林徽因，一个才女，拼命的追求。他的第一个老婆赶到美国跟他同居在一起，为了怕她发现他几乎每天给林徽因写信，就用英语通信来往。林徽因后来嫁给梁思成，走了，阴错阳差。这是另一种模式，拼命追求的得不到。再后来，就追求陆小曼。陆小曼是有夫之妇，追求了三四年，给她写信，跟她谈恋爱，闹得满城风雨。陆小曼的丈夫是哈尔滨警察厅的厅长，是他的朋友，是自己圈子里的人，人家说朋友妻不可欺，他不在乎，因为陆小曼是一个才女、画家，还会唱戏，唱昆剧，因为太才女了，太漂亮了，太好了，就必须追求她。最终，果然追求到手，几年后结婚了，又是一段婚姻，把人家的家庭打散，自己组合新的家庭。现在很多的家庭不也是这样？而这个家庭组织完后，脑子里还想着林徽因，还在通信，还在想着去参加她的活动，陆小曼不管他，他就想着林徽因，直到他到北京参加林徽因的活动，在济南上空飞机掉下来为止。所以他这一辈子的婚姻模式，各种各样的都占全了。所以大家都说是说不完的徐志摩，是永远的徐志摩。

我在两场书市讲座中所碰到两个较大的问题，都是价值观产生的土壤、基本依据，一个是集体主义，一个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跟个人主义这两大观念形态的碰撞很激烈，涵盖东西半球，涵盖各个领域。甚至我们文学界的人说人类所有的矛盾，说到底都是个人自由与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都是个人的自由跟集体利益的基本界限卡在哪一个支点上的问题，然后由这一问题演绎、刻画出种种的爱情、人生、战争这些文学题材，种种的悲喜剧。

我记得1978年改革开放，这之后的十年，中国的一场思想争论揭开了两大问题的直接碰撞。1988年我正好在嘉兴工作，我关注到这个讨论。当时中宣部有一个调研员叫曲啸，青年的导师，曲啸很有名，出了很多的书，在全国各地讲课，大家山呼海啸般地跟着他励志，发誓把一切献给集体，这个集体可以是党，可以是国家，可以是一个大的集体。总之，个人利益在集体利益面前没有什么，不应该重视，应该无保留地奉献给集体。还有一个叫做李燕杰，北师大的教授，另外还有一个艺术家，三个人。这么一帮年轻理论家，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蛇口。蛇口作为一个新颖的开发区，实验性的开发区，生产运转模式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是横向引进来的。年轻人被招聘，在香港老板或者外国老板的工厂里打工，求生存与发展。结果，这帮年轻人的观念，也就是价值观，与内地的这批讲授共产主义道德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青年导师就突然碰撞起来了，突然就爆出了一个火爆的场面，思想的正面交锋。后来这场交锋，被全世界各大媒体全部刊登了，介绍了，不得了。李燕杰当时就说，我们到两地一看，新中国的年轻一代多好，把深圳两万人的渔港小镇发展到了几十万的人口，那么漂亮，产值到了多少多少，反正是无可比拟的，深圳的发展是奇迹。他说太好了，他在歌颂，说这里有一帮社会主义有志青年是建设者，当然里面也有一批淘金者。马上有人站起来请问，建设者和淘金者区别在哪里？什么叫淘金者？按当时的语义，这是贬义，你们为了自己淘金来了，为了钱来了。在座的年轻人就想，我们为了钱来打工，求自身的发展，有什么错？现在来看，确实不怎么错，无非考虑的基点是个人主义，讲究个人价值，讲究个人收益，关心个人和家庭的温饱发展，争取高一点的工资，争取日后好一点的房子，好一点的居住生活条件，这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为了这些大家现在也是到处求职跳槽，关键就是希望待遇更好一点。大家流动来流动去，劳动力流动来流动去，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人要往高处走，要往获得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走，谁都在这么想。这下子，却把我们几十年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所历来号召的个人利益没有什么，个人要全面付出，应该把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贡献出去的思想给颠覆了。像我们小时候都在唱的那样，为了保卫什么什么粉身碎骨都愿意，要把一切献给主义。那么像这样宣传的价值观，碰到了深圳这一帮20几岁的人，就突然成问题了。

他们觉得：我们就是出来打工的，就是家里穷，经济条件不好，我们要求自身的发展，我们要努力干活。我们听不懂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深圳都是香港老板，都是香港的资本主义模式，在这里上班下班挣工资，工资比内地高很多，加班还有加班费，我们觉得挺好，我们听不懂你们的话，为什么说淘金者不好，我们就是在淘金。这样，彼此就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不同价值观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一次直接交锋。

三个青年导师当时就目瞪口呆。在神州大地、全国各地，对我们都是鲜花和掌声，怎么到这里来会这样对着干呢？

回北京以后，他们还出了学报，还在说深圳青年当中出现了值得忧虑的倾向，有大问题。在深圳这方面，这个事情也在发酵，也在继续议论，淘金为什么不好？还有一些搞理论的人出来阐释，说个体的自我关切是好事，大家都是淘金，在法律的范围内淘金，谋取个人利益，不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吗？大家都为自己谋利益，守着法律，诚恳劳动，一个国家不就发展起来了吗？不就繁荣富强了吗，为什么淘金不好？有人当时还说美国西部一淘金，西部就发展起来了，没有淘金美国西部怎么发展，那到现在肯定还是很荒凉的。

这是我记得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场到了意识形态层面，到了价值观、人生观层面的大讨论，这个突发事件“蛇口事件”，就成了我们社会上的一个大的信号弹。

当时我想到，这个事情是我们将来，包括我们作家、在座的艺术家们，今后在思考人生、思考价值、思考社会发展的时候，都要面对的。

我们到底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像美国，是个人主义立国，对不对？好不好？有人说不好，个人主义肯定恶性膨胀，导致衰落，但是人家很繁荣，长期繁荣。中国属于东方儒教圈，崇尚集体价值观，以集体主义立国，这又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局限性？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会出现这么大的意识形态争论？这个很大的问题，十年以后终于爆发了。

过去我们一向是单一的计划经济，在这一经济体制下，宣传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很顺畅的。改革开放，经济多元化了，价值观也随之多元化了，拦也拦不住。

关于价值观多元化，好不好？应该说，还是好的。

我到现在还坚持认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多元化，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价值观跟世界观、人生观这三观一起，构成整个人的意识。我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对人生这辈子怎么活的判断，对世界怎么看法的判断，就构成了我们所有意识的中心。包括我们自觉不自觉的在谈话当中，在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这一套意识都在传输给大家，都在扩散，都在宣传。我当时就预感到，以后我们的小说怎么写，诗怎么写？还要“教诲”别人什么？对个人利益的承认，对个人价值的合理性的追求，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上要摆在什么位置上？

我当时对蛇口风波就有所思索，觉得我们的立脚点要有所“位移”。当时有很多“卫道士”说这个不行，这帮年轻人肯定不行，跟内地不一样，我们内地的青年是理想主义者。深圳是特区，年轻人在外国资本家工厂里干活，思想发展就完全不一样，他们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后来，这种卫道士的声音就慢慢小了下去。

目前看起来，我们价值观多元化了，即便是崇尚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人们，也对个人主义这个东西有了容忍，有了理解。他们大都承认，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打拼的人，也是值得尊重的。他们不犯法，不违纪，凭自己的努力劳动想得到高报酬，他们想得到好的生活条件，他们为自身谋取享受与快乐，是合理合法的。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或者应该说他们是人民的大部分，老百姓的大多数都是这样。

我们的号召，无非是号召雷锋精神，号召共产主义精神，要的是把集体主义的声音扩大一点。而大部分的人，就像中国农民一样，要求的小康生活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二十亩地一头牛”，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其实也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想法，要有一点家产，要过和谐的生活，要让儿女在一个较好的生活条件下长大起来，好好成家立业，儿女们也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中华民族的勤劳节俭发家致富美德的一部分，人们并不去想很大的东西。

这两方面的思想的搏斗，从改革开放十年以后，从蛇口风波发生以后，一直到现在，还强烈地影响着我。就我自己来说，我曾经也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快速解体忧心忡忡过。而现在，逐步在承认个人价值，承认个人利益追求的正当性。过去我们讲了太多的根深蒂固的东西，慢慢的，越来越消融。

但是，要谨防另一个极端，要谨防“极端个人主义”的发生、泛滥。现在，很多人觉得以前提的，都不行，统统要瓦解，统统要消除。雷锋不行，雷锋是造假的，雷锋是你们造出来的，雷锋是你们宣传出来的，雷锋是一个工具，是一个虚假人物，雷锋的照片都是“摆拍”出来的。然后又说鲁迅不行，鲁迅容不得人，死了以后也不原谅任何的敌人，靠这样的人格，怎么建设和谐社会？现在微信上面好多帖子，也在说鲁迅不好，黄继光等等都不好。

那么，什么都是不对了，英雄人物统统不对了，虚假了，要推翻了，我们民族的兜里，还有什么可以保存下来呢？

一个民族立身于世界，没有精神标杆，也是蛮可怕的事情。

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有什么人在历史上可以留下来？现代人物都没有了，要么就是古代，有司马迁、岳飞或者其他什么人。就是岳飞，也有非议，说岳飞也不是尽忠报国，因为少数民族也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他报的是什么国？无非是报小朝廷。

所以我当时也有点忧心忡忡。消解到最后，什么崇高都没有了。这合理吗？不合理。这就是极端个人主义上升的结果，个人利益绝对的高于集体利益，这就把为他人着想、为他人谋利益的思想统统消解掉了。

上次我在这个讲台，跟同学们讲到雷锋精神的时候，也曾这样讲，雷锋的宣传当中确实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不要因为宣传上的一些弊病，一些痼疾，就一笔抹杀了雷锋。

因为我采访过雷锋家乡，采访过雷锋的事迹，知道一些情况。我2008年到了雷锋的家乡，在雷锋所在的那个村子召开了座谈会，我听到雷锋的同时代人的实实在在的叙述，甚至我知道了雷锋小时候的外号，这也是村里人透露给我的。雷锋在部队时也有外号，后来都知道了。我通过各种材料的辨析，通过实地的考察，我觉得，总体上来讲，雷锋是一个很难得的精神标杆。他22岁就死了，短短一生，做了大量的好事。他做好事不留名，不是说成名之后不留名，小时候就做好事不留名。为人民做好事真是他的习惯，这不是贴金。大家知道，雷锋是一个孤儿，五个人的家庭，死了四个，就他活了下来。他对解救他的这个新社会，充满了感情；对新社会里的所有民众，充满了感情。他到处做好事，包括做小学生的时候，到处都“我来我来”。他的小学生时代的外号就叫“浮头鱼”，像浮头鱼一样浮在上面，什么事情他都是“我来”。浮头鱼当然有贬义的意思，爱出风头，争强好胜，但也有褒义啊，敢承当啊，什么事情都是“我来”，学校要出一个节目，雷锋说“我来”；要支援农业留乡务农，雷锋说“我来”。包括到最艰苦的地方，到东北“大炼钢铁”去，雷锋说“我来”，哪怕一开始工资都降了很多。到鞍钢以后，要到一个偏僻的山区建一个新的焦化厂，没有人报名去，雷锋说“我去”，好好的推土机手不当，工资又降了。要征兵了，当兵只有六块钱津贴，雷锋说“我去”。

说到雷锋事迹，确实有很多光辉的东西在里面，当然也有宣传当中的问题，但要历史的看问题，那个时候的宣传工作者不这么做也不大可能，到现在也是这样。我经常跟人家讲，“摆拍”也好，事迹报告的审查稿子也好，上级宣传部门要审稿，要给他摆拍，他是一个战士，能够不听吗？宣传需要他“摆拍”，譬如“扶老奶奶回家”，还有在驾驶室里“认真读书”的照片，但是不能因为这些个宣传的需要，就把这个人物从根本上贬低掉，称之为假典型，这是不公平的。

我出版长篇小说《雷锋》之后，西安有一家报社的记者打电话来说，请黄老师解释一下，人家说雷锋都是骗子，日记都是人家帮他写的。1960年的日记上面有这样的原话：“比如，我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想到，一定要在新的一年当中，多做更好更多的成绩。因此，我连过年所放的假都没有休息，我去捡大粪，初一初二那两天我一共捡大粪600来斤。”这位记者说，两天的假日帮生产队捡六百斤粪，我觉得很有意思，假设两天捡六百斤，一天就是三百斤。有好事者做过实验，人粪三百斤是多少体量，而且是不干不湿的粪，得出的结论，除非他那天直接从粪坑里往上提，才可以达到一天三百斤，所以雷锋这么写肯定是假的。我当时回答了这位记者，我曾经在杭州滨江区的一次座谈会上，听黑龙江过来打工的一位年轻老师谈到过这个问题，当我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老师说，怎么不能，我们那里小学生都能一天捡两三百斤粪呢，他们怎么可以拿现在的人粪去称呢？黑龙江天寒地冻，那个时候牛粪跟冰渣子和在一起，老师叫我们捡粪，捡来以后放在教室门口，开学的时候老师按数量送我们多少支铅笔和多少本笔记本。一个人稍微勤快一点，两三百斤不成问题，他用箩筐去装，把这一筐装平了就算是50斤，哪有一筐一筐过秤的？300斤，就是六筐，连冰渣、粪在一起，很重，一会儿一筐就满了。你们南方人怎么去称人粪，没有这么计算的。他说雷锋说的没错。

所以我在想，有时候，有的人，就靠这些东西，似是而非，就把一个典型人物贬掉，还有很多人一听就觉得对，觉得是啊，不可能啊。

所以不要去消解英雄。我们文学上有一个说法叫解构主义。有些解构，就是生生的把所有崇高的东西都消解，它直接的后果就是为承认个人价值的正当性、个人价值的崇高，把英雄行为、英雄主义消解，把集体主义贬低，说这统统的不符合人性的，是“伪”的。

这样，做过头以后，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团结一致的众志成城的精神，被消解掉了；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标杆，没有人敢竖了。一说到集体主义的进步意义，人家就说你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符合生物学的进步意义，人都应该要这样，只要提及为集体、为国家，或者为别人想一点，就觉得你太傻、不正常，

你被“毒害”了，你被“洗脑”了。

我经常跟一些朋友探讨这个分寸问题。是人，必须有自私的一面，要保护好自己，“自私”是生物种群进化中很重要的一环，个体不自私，可能都完了，人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可能都完了，这个很重要，特别重要。但是，集体利益不讲究，也可能什么都完了。我们来看猴子的行为，更多的是集体在行动，一个在树上放哨，碰到什么状况，一个口哨，全体逃跑，这是群体在有效的保护个体，这也是生物学方面的明显表现。猴子在树上，有单个的行动，要努力延续自己个体的生命，甚至你争我抢；但当气侯变化，环境条件变化，这个种群必须要在平原上、草原上生活的时候，就被迫要用“集体”来狠狠约束自己，不然大家一起完蛋，所有的个体全完蛋。无论是通过集体造出围墙保护自己，挖出护城河保护自己，还是结成群体通过社会分工去谋求食物延续生命，都必须讲究集体。有人在家里操持，有人去打猎，有人去播种与采集，所以孵化出各种各样的集体规范。许多规范甚至慢慢演化成宗教，有人说宗教就是道德规范，宗教会告诉你这个个体生命应该怎么处事。甚至还要把一些仪式搞起来，要下跪，要磕头，要固化种种规范与纪律。其实，就是告诉你，人应该怎么生活，应该在什么样的集体里遵守什么。当然这里面有各种各样情况，有些仪规特别厉害，什么时候洗澡都要规定，做什么事情都要规定。有些宗教很严格，有些宗教略宽松一点。当然我们这里不妄评宗教，我们只知道，宗教里面定了各种各样的让人们自觉执行的规范。

我想，这是集体主义在开辟自己的道路。

个人主义很重要，集体主义也很重要。我不是单纯的讲两元论，但是这其中的杠杆，这其中的分寸，我们一定要掌握好，尤其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在艺术的感染过程中试图讲道理的人。

我常想，我们生活在当代中国，这个国家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传承，有三千年的很充分的历史文化传承，那么在这个国家里面，如果只讲个人主义，讲到极端去了，行不行？好像还不行。但是到了那种时不时就要表态献出自己的一切，完全无视了个人利益，彻底否定了个人主义，行不行呢，实践证明也不行，也不符合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多元经济。

事实上，我们国家曾经搞过“一大二公”，试验“大锅饭”“农业学大寨”，最后都成问题了，吃不饱穿不暖，“勤劳勇敢”的农民唱着凤阳花鼓年年外出要饭。精神激励，只能激励一时，不能长长久久让大家都在精神的亢奋里面生活一辈子，因为“大家”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平凡人，还是向往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向往有好的生活条件，这一向往是朴素的也是合理的。许多人拼命让自己的子女刻苦读书干什么？也希望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状况，当然这个生活状况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我是跟着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见证了许多政治生活。我为自己做了一个定位。我认为，一个社会所主张的核心价值观，还是值得用文艺作品去表现的。所谓“主旋律作品”，反映重大历史的，反映重大事件的，还是需要有人去写，关键是要把这样的作品写好，写生动；关键是要尽量用站得住的历史观去把握历史，把握重大事件，使大家能够接受。譬如二十五前写重大题材《开天辟地》，我就琢磨这无论如何也要把陈独秀这个最重要的人物竖起来，当时有一定压力，现在看来是对的。譬如在当下，有人把个人主义需求往极端的地位推，企图消解所有的集体主义精神标杆的情况下，我觉得诸如雷锋这样的好不容易才树立起来的“助人为乐”典型，就一定不要随便丢弃，一定要继续光大，所以我还是比较认真地写作了长篇小说《雷锋》，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种精神呼吁。

在多元化价值的体系里面，一种主流价值总是要有人去鼓吹，你不去鼓吹，不去倡导主流价值，社会就会慢慢涣散，最后真的变成一个有人倒在地上没有谁去扶，这样就很可悲了。为采访雷锋事迹，我到过辽宁抚顺。抚顺这个城市，这几十年来，不管在哪个年代里，有人跌倒在路上，马上会有人去扶，而不会想着“会不会被敲诈”的问题。抚顺的市领导和居民都说，我们这个城市里面谁倒在地上没有人去扶，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多另外的城市，特别是南方城市，发达城市，包括杭州，我就亲眼看到人倒在地上没人去扶，我自己也没有去扶。我上次也对别人讲过，我那天去上班，匆匆路过，就是在解放路百货商店那里，西橱窗墙下面，一个老人趴在那里，多少人围着，我那天上班，时间紧，但也好奇，挤进去一看，见好多人都弯着腰跟倒地者说：“你自己起来，我们不敢扶你啊。”还有人说，先拍照片，扶他之前先拍照片。年轻孩子们还是蛮善良的，很想去扶，但怕被讹，都在讨论他能不能自己起来，要不要打120。这人就趴着，眼睛斜着，看着大家，也不觉得痛苦，也不慌乱，就是趴在那里看着大家。我也觉得很疑惑。后来我也走了，因为要开会，时间紧就走了。我想，那么多人都看到了，也不是我第一个看到，我如果第一个看到可能还会有另外的措施。后来就这件事，我也想了很多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个城市就这样？后来发现不是我们杭州这样，各地都这样。为什么，包括我自己，也会这样？后来说了之后，大家都说犯不着冒险。

今天早上看央视二套节目，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小女孩看到有人倒下去，停下车，结果她却被抓住，老太太说就是你撞的。老太太的女儿跑过来，不让女孩走，女孩说不是我撞的，我只是电动车停在旁边，回头看了一下老太太。老太太女儿说你电动车离我妈妈倒的地方太近了，我看就是你撞的，你不能走。老太太的女儿的做法也有她的合理性，感觉妈妈倒下，旁边近距离有电动车在，如果是我，也有可能这样先拦着。小女孩特别着急，说不是我，我只是看到她摔倒了，马上停下车，看着。还好，这个故事后来以喜剧结尾。警察做了大量的工作，先是查看录像，但那个地方正好没有录像，幸好旁边有多人作证，说这个小姑娘确实没有撞，只是老太太好像感觉有人撞她。警察看到女孩的车没有任何撞人的痕迹，后来认定没有撞。但尽管如此，小女孩的爸爸妈妈赶到现场，看到老太太轻微出血了，就给她1000块钱，老太太坚持不肯收，觉得警察讲的是对的，她女儿也说不能收，说小女孩确实没有撞到我妈妈，我误解她了，表示道歉。但是小女孩的爸爸妈妈非得给他1000块钱，说既然我女儿遇到你们了，你们的家庭也比较困难，我们给你1000块钱也不多。故事以这样的喜剧结尾，很好。

所以我曾经对那些反对我写《雷锋》的人说过一句话：你们对雷锋从不同角度提出很多的疑问，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提倡社会人际关系当中的助人、爱人，提倡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这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个精神标杆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的，不能随意推倒。而且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们年纪老的时候，或者体弱的时候，一时脚软倒在街上，突然觉得有点不行了——我们差不多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腿脚一软坐下去了，甚至倒下去了，这时候你们会想：路过的人中最好有一两个见义勇为者，但是如果说你躺在那里看着大家都走过去，一个小时没人扶你，也没人打120，怎么办？这个时候你们就会想，有一个雷锋似的人这时候走过来多好，他一定会把我扶起来。他会无私地帮助我。

所以我说，我们当下的社会上，总是要有这样的人物为好，总是要多一些这样的人物为好。现在多不多呢，老实说，不多。长期的“非爱”教育、斗争哲学，把人与人的关系真的搞砸了。

在这个观念的感召下，我想我还是要写这样的一些不甚普通的人物，包括写邓小平。

我参与写邓小平的时候，就听见许多人的肯定，也听到许多人的非议。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是编剧之一。这部电视剧播了以后，赞赏的人确实很多。有的专门打电话告诉我，说黄老师，我们全家人都看，我想换台老爸老妈都不肯。我说，你老爸老妈肯定跟我是差不多的年龄段，因为讲的就是这一代的事情。你老爸老妈是通过这一段历史的回顾，一方面肯定邓小平，一方面肯定他们自己的历史足迹。

所以，在世界范围内说到邓小平，各国政治家都是举大拇指的。我们中国百姓，也是大多数举大拇指的。邓小平确实功绩很大。全党从抓“阶级斗争”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了不起的大事。长期搞“阶级斗争”了，对国家对人民损害多大啊，我们不能再用一部分人民压制另一部分人民这样的愚蠢做法来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了。你们那个时候小，你们父辈会讲这样的事，我们国家自从解放以后，土改以后，一直就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永远号召一部分人压制另外一部分人，譬如“地富”，地主把所有土地都交出去了，富农的土地都没有了，但还是阶级敌人，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要揪出来“打死老虎”，他们的子女不能入党，不能参军，很少入团，很少上大学，不能放在关键岗位，这就是长期地压制一部分人了。这正常吗？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社会混乱不堪，人权如同儿戏，工厂停工停产，大学全部停办。如果社会再这么下去的话，一个民族就要完蛋。所以说，文化大革命让我们走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看清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下决心搞改革开放，是铁了心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现在大家对环境问题、腐败现象很有意见，说那时怎么好，天是蓝的，水是清的。这当然对，但那时节生产是不发达的，生活是没有搞好的，人民是靠“票证”过日子的，大多数人都是饿肚子的。我小时候就是饿肚子，常感饥饿。我中学时还好，到了每月27斤定粮，小学时候只有24斤定粮。一天一斤不到。一天一斤不到的定粮，在那个没有油水的年代，是饿人的。人是在发育的时期啊，看见什么食物眼睛都是发绿的。甚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吃不到青菜。记得我小时候，有个时候的定安路菜场，是铺天盖地的胡萝卜。菜场很大，几十个摊位，每个摊位都是金黄一片，都是胡萝卜。粗的、细的、有泥的、洗干净的胡萝卜。我想买一棵青菜都没有门。所以，当时吃怕了，连续几天只吃一种胡萝卜，除此什么荤素都没有，你会感觉怎么样？我现在看到胡萝卜就头大，连闻到这个味道都不行。

所以我说，在国家那种陷入无休无止的政治斗争而经济一片萧条的情况下，邓小平能够毅然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运转方式，开始专注国家经济建设，专注人民的富裕与幸福，那样做，确实是深得人心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从那么穷的社会能到现在所谓的“G2”，，是了不得的大事。现在，除了美国的生产总值以外，就是中国了，尽管中国的人均还是很差，问题很多，但毕竟是不得了变化，这是我们要看明白的事情。至于问题，也有，也很严重，譬如环境，譬如贫富不均，这也是触目惊心的。但我们也不要单纯地怪邓小平当初没有计划好同步搞“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事情是要历史地去看的。有许多问题是要后来的当政者审时度势去把握、去推进的。

所以现在人们如此热烈地支持反腐、支持依法治国，就表明了这一趋势。

我写邓小平，就是想着要写一些能够推动社会向正确方向迈进的人物，能体现社会主流价值的东西，因为这些确实也值得我们去肯定。我女儿有时会建议，说爸爸你来写一些当代的社会思想矛盾的作品好了，给我们写一点吧。我女儿现在是电视剧制片人，拍社会热点题材的电视剧很有想法。她去年制作了电视剧《辣妈正传》，孙俪主演的。后来又拍了一个《大丈夫》，王志文主演的。今年又制作了一个《团圆饭》。5月3号的时候，她制作的《虎妈猫爸》已经出来了，是佟大为跟赵薇主演。我跟我女儿讲，我说我写这样的当代题材可能不行了，写你们这一代人的对话，我语汇明显不够了，生活也少了。但是，我是跟着共和国历史一起成长的，我们这一代还应该背负一种叙述历史的责任感，还有不少历史的东西要写。我们这一代写东西，确实也有我们一定的长处。总之，我不能放弃我的某种坚持。

我想，当代文化的发展，需要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一起来把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在充分保证个人利益、个人权益、个人价值的基础上，热情倡导集体主义价值，把这样的信念积极付诸于实践，包括文艺实践。

希望在座所有年轻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携手，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努力做一些有益的贡献。

我今天就说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