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语言哲学家陈嘉映受同道读书会之邀作客，分享其关于语言哲学的最新思考，并与青年学者周濂、刘畅、陈岸瑛展开了一场关于语言的哲学对话。以下为部分实录：

不同语言系统之间具有可通达性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关于不同的语言系统之间的可通达性问题，语言是一个开放的、流变的、充满了异质性的系统，其实，说系统可能都太强调它的完整性了。打个比方，语言不是一座事先做了周密规划、整齐划一的新城，而是在千百年的历史中不断扩张、拆迁、新建的老城区，其中老城和新城相互覆盖、彼此交叠的。若以陈老师的公共交通系统来打比方，我愿意说这里不完全是红绿灯、立交桥的现代交通系统，也包括古代的甚至是异域的交通设施和信号。事实上，在陈老师的表述中，似乎一直把语言当成是一套封闭的、完整的公共交通系统来加以论述的，这或许有“理想型”（ideal type）的论述策略上的考虑，但对我来说，我更感兴趣的是语言的开放性和异质性，是不同的语言系统之间的可通达性和可交流性。

我是做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中国化是人们最常探讨的一个问题。很多人会举例子说人权、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都是西方的，中国传统的语言系统或者概念体系当中没有这些东西，很难让它落地生根，因为人们很难用这些西方语词去表达他们真正想要说的东西。诸如此类的探讨，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不同语言系统的之间的可通达性问题。

说到这里我想起大概两个月前和汪丁丁教授的一段对话，他认为中国问题有两个表现形态，其低端的形态是社会正义问题，其高端的形态是由内及外的情感方式和由外及内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这种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张力反映在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当中，当然也反映在我们的语言和概念当中。在座的同学虽然都是21世纪的新人，但你们的情感方式可能跟300年前古人之间的差别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问题在于我们的表达方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就像是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的原始人，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是如此，这是我们面临的巨大难题。

生活之流已经支离破碎，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办？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特别喜欢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表述：一种表达只有在一种具体的生活之流当中才有意义。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流已经支离破碎，我们面临各种各样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的交织、重叠和碰撞。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同样也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如何收拾这个残局，我不知道，我愿意把这个困惑提出来请教陈老师和在座的朋友。

陈嘉映（当代著名哲学家）：周濂前面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除从表达成型的角度（表达者的角度）外，他说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个环节，即听者的角度，成型跟交流本身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另一个是不同系统之间的翻译，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没涉及，但是如果需要涉及的话，我会从这个角度来谈。

我当前是就单系统来说的，背后的确还有多系统之间怎么交流的东西。能看出来周濂对这个交流，不管是单系统中听者和言者的交流还是不同系统之间的交流以及后面的社会性的关注，这种关注可能是会把我们的所探讨的问题打开另外的一个。

理解不是一种成型的努力，而是一种熔化的努力

刘畅（人大学哲学院研究生导师）：您说到思想本身带着一种成型化的诉求，而这个诉求朝向的是一个表达，只有表达清楚了其实就是你想清楚那个标准，而这个表达朝向的是一个已经成型的，已经定型的一个表达系统，我都特别接受。我想问的是，您为什么刚才提到理解，因为理解成型化的模式和思想的成型化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陈嘉映（当代著名哲学家）：我太同意了，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我要成型的努力，理解不是一种成型的努力，理解是一种熔化的努力，像我是一个制药商，有好多元素我怎么把这些元素提炼出来做成一个药片。那吃药的那个人，他说你这一个很成型的药片，我怎么能够把这个药片熔化变成我血液里面起作用的东西。所以的确是一个反过程，是一个消化的过程。

用概念谈论世界，哲学家谈论概念本身，此为“二阶”

刘畅（人大学哲学院研究生导师）：在我们讲到思想，特别是二阶思考的角度，这种成型化跟一阶的成型化的区别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陈嘉映（当代著名哲学家）：二阶成型的问题，我会和刘畅畅单独谈。他的问题我倒是可以复述一遍，我们平常说话叫“一阶”，比如说我今天想去买菜。你买什么菜？多买绿菜。我们平常说的这些话叫一阶。二阶是我们说什么叫买和卖？什么叫菜？我们平常在说这个政权光荣正确伟大，特别不易。哲学家都在问什么叫光荣、名誉。这就是二阶，简单地说我们用概念谈论世界，哲学家谈论概念本身，这就是二阶。

一阶有一个成型的问题，二阶也有，我们问什么是正义，这不就是想把我们对正义的理解成型。他想问这个二阶的成型跟一阶的成型什么关系，为什么一阶我们慢慢会变成一种本能似的，我们平常说话可以不过脑子就说了，为什么二阶永远不会变成一种本能。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但是我估计不是我们在座大多数人能理解的。

语言是不是行动？

陈岸瑛（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主任）：近20年前，陈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反私有语言论，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启发，也对我后来反思克罗齐美学中的唯我论问题以及美学中的心理主义倾向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我忽然意识到，陈老师也是反对语言决定论的，这是一个新启发。

陈老师把语言比喻成交通设施，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也是今天这个讲座中最为主要的比喻，但您是不是同时也把语言交流或者说话比喻成一种行为？因为您经常提到意图、我要去哪儿、我到了等等。“行为”在这里是一个比喻吗？此外，您始终提到在行动之前有一个“想法”。您说我们利用语言设施来实现和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举例来说，您面前有三杯饮料，假设我想喝芬达，我会说，请把您最右边那杯递给我，或者说，请把冒气泡的那杯递给我，或者也可以说请把印了红花的杯子递给我，借助语言设施，我们有不同的路径可以实现一个想法。我的“想法”是喝芬达吗？然而，“我想喝芬达”这句话，看起来和其他三句话也没什么本质区别。您怎么解释这个？

陈嘉映（当代著名哲学家）：语言是不是行动？这当然很复杂。最简单我会这么说，我们依赖一套程式，语言的程式，这是任何人都必须学会的。以后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别的一些事，一套程式，你要表达你得有想法把它表达出来通过这套程式，这当然是一个行动，所有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都是一种行动，只不过我们有些话说得太习惯了好像不需要努力了，但是只要你有新的想法，表达本身都是一种艺术上的努力。总有一个表达使你的好多想法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最后就落实在一个成果里面，落实在一个作品里面，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话，或者一首诗或者一篇哲学论文诸如此类，这是你的想法的归宿或者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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