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荷兰的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在其《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节“后现代主义的不可能性”（postmodernist impossibilities）中提出了一个堪称“佛克马论断”的观点：“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接受是不可想象的”（a favourable reception of Postmodernism in China is inconceivable. ）。这一论断也多次出现在中国学者的后现代主义著述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并非是佛克马出于对中国的无知做出的武断。佛克马曾是新中国初期亲赴北京的荷兰外交官和荷兰第一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因此他是以一位“中国通”而非简单站在“中国之外”的西方学者来讲这番话的。正是基于对中西政治社会历史背景及其思想文化差异的了解，佛克马明确提出“后现代主义”并非“全球性”的，而是“地方性”的——它只出现在“西方世界，包括部分的拉美地区”，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即相对富裕的生活条件下生活方式的多种选择可能性。当然，佛克马做出这个论断时，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与佛克马所接触的新中国初期和“文革”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这一论断也包含着佛克马带着过去的刻板印象来想象当时的中国现实及其未来的可能性。中国自身的内在张力增加了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引发各种问题的复杂性。

事实也是如此，从“后现代”一词正式出现在中国学术期刊的1980年开始算起，以“后现代”为书名的中文著作（含译著）已超过1000部，以“后现代”为题的论文发表也已超过15000篇。如果再加上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个案研究，中国文论中的后现代研究已经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当然更重要的，是各种“后”学话语进入到了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对我们的文学观念、批评策略以及理论思维本身，都带来巨大影响。那么，这一中国文论的“后现代奇观”是否证伪了“佛克马论断”？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引入过程中，中国文论研究者的学术主体性是如何体现并形成中国化后现代议题的？我们如何评估后现代主义中国接受所带来的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影响？

与对20世纪后现代主义之前的所有文论美学思潮的接受不同的是，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时，这一思潮还处于正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因此，从影响者与接受者的关系角度，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与现处于后现代主义时期的西方可以被视为在“同时期”。但是这一“同时期”是否就一定能够成为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则需要进一步的辨析。而这也正是本文所预设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的内在张力所在。

尽管“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来源于1934年西班牙作家奥尼斯的《1882－1923西班牙、拉美诗选》，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来追求的“后现代主义”也是始于建筑艺术领域，但是真正使“后现代主义”成为席卷欧美世界的艺术创作和文化理论思潮的时间要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现的大批现代主义之后的先锋前卫艺术思潮开始算起。按史蒂文·康纳（Steven Connor）在《后现代主义》一书的描述，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先后经历了从“积累”（accumulation）到“综合”（synthesis）“自主”（ autonomy）和“耗散”（dissipation）四个阶段。其中“综合”阶段以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作为起点；“自主”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而“耗散”则从作者写作此书的21世纪之初开始。以此为座标，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始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第一阶段的末期。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发表于他来中国讲学的前一年（1984年7－8月号的《新左派评论》）。可以说，中国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第二阶段的接受几乎同步。不过，第一阶段的接受还只是浮光掠影，还只是从“文艺思潮”（文学创作和建筑艺术）的角度来接受，并没有真正展开对后现代“文论思潮”的正面接受。因此，从詹明信北京大学和深圳大学的系列讲演之后，中国学者将接受的重心转向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其中尤其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第一阶段相关理论的接受。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学者开始尝试应用后现代主义批评话语分析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并逐渐形成“中国问题”意识的自觉。“当代中国”成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文论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重要立场并影响到此后对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译介、批评和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虽然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思潮的译介与研究仍未停止，但是中国文论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个总体性的艺术创作和理论思潮的热潮逐渐消退。因此，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也大体经历了几乎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准同步”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0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是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起步阶段；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末）是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10年代末），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接受达到目前为止的顶峰阶段；第四个阶段（从21世纪10年代之后至今），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接受开始降温，显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也正在进入到史蒂文·康纳所说的“耗散”阶段。下图是从中国知网检索得知的“后现代”为题名在中文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趋势图，可知中国发表与“后现代”为题的论文高峰时期出现在2008年，随后进入到下降通道。

“后现代”一词从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就开始被中国接受了。尽管有学者考证，1979年出版的《管锥篇》里就已经包含了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关的思想家和艺术家，“deconstructicism”中译为“解构主义”也是钱钟书的功劳，但是“后现代”登陆中国的时间还得从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思潮和建筑艺术思潮的“后现代派”（或“后现代主义”）被正式引入开始算起。时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是将“后现代”作为文学创作思潮正式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他的《所谓“后现代派”小说》（《读书》1980年12期）、《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小说“后现代主义”及其他》（《读书》1983年10期。）以及《“后现代主义”小说》（《世界文学》1987年2期）集中介绍了他所了解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思潮的情况，如威廉·格斯（William Gass）、约翰·霍克斯（John Hawkes）、约翰·巴斯（John Barth）、唐纳·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罗伯特·古佛（Robert Coover）、史丹莱·埃尔金（Stanley Elkin）、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等等；袁可嘉第一篇介绍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11期）也是他在赴美讲学的1980－1982年期间所写。他介绍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也是以美国文学批评家伊哈布·哈桑发表于1971年的《后现代主义》一文为主，兼及英国小说家和理论家戴维·洛奇发表于1981年的《结构主义应用》（working with structuralism）。可见，中国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思潮的最初理解受到了美国后现代文学的巨大影响。

从建筑学方面译介后现代主义比较早的的是吴焕加的《西方建筑艺术潮流的转变与后现代主义》（《文艺研究》1982年1期）、《论建筑中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世界建筑》1983年2期）等。他所介绍的主要后现代建筑理论是第一个将后现代主义引入建筑设计的美国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出版于1977年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语言》以及美国建筑家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在1966年出版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和1972年出版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两书，并将后者称为“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最重要的文献”。尽管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建筑学领域更看重詹克斯的理论，将他的书分章节翻译连载发表，文丘里的书正式翻译出版已是1991年，但是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终究还是没有在中国扎根。中国学者很快就意识到，“詹氏后现代建筑与解构建筑的错位”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说，“詹式后现代建筑是建立在现代主义性质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基础上，带有非理性色彩，掺杂着强烈怀旧情调的杂烩式的‘通俗主义’建筑，它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基础是商业化、通俗化的群体文化一级”。它并非西方后现代建筑的主流，至多只是其中的一条支流。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学界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译介开始多了起来，初步形成了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整体认知。我们可以从1994年之前出版的由三位中国学者所撰写或翻译的四种后现代研究或译文集来判断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所接受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基本情况：王岳川编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由三部分组成：“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包含丹尼尔·贝尔、尤尔根·哈贝马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理查·罗蒂、弗里德利希·杰姆逊、伊哈布·哈桑、查尔斯·纽曼、汉斯·昆、约翰·墨菲、奥尔克斯、图甘诺娃）、“后现代主义美学观念”（W.V.斯潘诺斯、霍尔·福斯特、林达·哈奇、米歇尔·福科、保罗·德·曼、诺米·谢奥、约翰·罗素、查尔斯·纽曼）和“后现代主义艺术形态”（P.S.汉森、查尔斯·詹克斯、T.伍尔芙、E.H.泽德勒、斯蒂芬·亨利·莫道夫、赫伯特·里德、S.J.棱罗门）。在这27位学者中，10位来自非美国地区，17位为美国学者，可见在王岳川的西方后现代思潮地图中，美国所占的比重和份量。值得注意的是，与这本译文集同时出版的他的专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中重点强调的德国的“新解释学”（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接受美学）和法国的“解构主义”（以德里达为代表）在译文集中没有显示；而在译文集中占三分之一篇幅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形态”则没有在专著中有专章或专节的论述。因此，如果从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研究的角度，已经出现美欧平分秋色的局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的《后现代主义》文论选，遴选了法、德、美、俄四国有关后现代主义的文论，除了利奥塔、詹姆逊、伊·哈桑这三位学者外，还译介了曼·弗兰克、沃·威尔什、安·史蒂芬森、艾·泰尔、马·利波维茨基、维·库利岑等人的文章。虽然这些学者及其观点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从这十篇文章九位学者的分布来看，也是美国学者4位4篇和欧洲学者5位6篇的比例。王治河的《扑朔迷离的游戏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是这一时期对后现代哲学思潮的系统论述，里面涉及“非哲学”“非理性主义”“后人道主义”“非中心化”“反基础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解释学”“多元主义方法论”“视角主义”“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反美学”等十一个思潮。其中所涉及的学者包括利奥塔、德勒兹、福柯、德里达、罗蒂、保罗·利科、拉康、博德里亚、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希利斯·米勒、梅洛·庞蒂、海森堡、伽达默尔、费耶阿本德、保罗·德·曼、舒斯特曼、伊哈布·哈桑等等。不难发现，其中所占比重最多的是法国学者，其次是德国学者，英美学者只占极少的比重。

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介绍中，来自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果说“美式后现代”为中国学界提供了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握方式（“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和伊哈布·哈桑对后现代主义艺术风格的诗学辨识标准（不确定性、碎片、狂欢……）的话，那么，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维的领悟也是通过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完成的。中国通过接受而形成的对西方后现代知识其实是“美式后现代”（以詹明信和伊哈布·哈桑为代表）和“法式后现代”（以利奥塔为代表）的“二元三面”结合体。

不过，利奥塔的理论进入中国的时间相对较晚。他最早被提及的时间是在1985年。他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这是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开宗名义提出的观点。从利奥塔的本意来说，“后现代”首先是一个与“后工业”相匹配的年代概念，即“随着社会进入被称为后工业的年代以及文化进入被称为后现代的年代，知识改变了地位。”其次，后现代状态的研究范围是“信息化社会中的知识”问题。利奥塔将“知识”（科学知识和叙述性知识）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他认为，知识领域内的竞争将与工业、商业、军事、政治等领域一样，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因为科学也是一种话语，为了使自己成为真理，“于是它制造出关于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这种话语就被叫作哲学”。进而，“当这种元话语明确地求助于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某个大叙事时，我们便用‘现代’一词指称这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因此，利奥塔所说的“元叙事”就是使“知识”获得“现代”价值的“元话语”；而“对元叙事的怀疑”也就是对支撑这套现代性叙述的元话语的怀疑。再次，“对元叙事的怀疑”就是对元叙事合法性的怀疑，或者说是“元叙事合法化的危机”。而引发这一合法化危机的原因则是“权力”的介入，即利奥塔所说的“通过考察科学知识目前的地位，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科学知识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依附于权力，虽然它可能会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而成为权力冲突的最主要赌注之一，但双重合法化的问题不仅远没有淡化，而且必然会变得更加尖锐。”于是乎，展开对元叙事合法性怀疑的切入口就是福柯的“知识与权力”：“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这也正如利奥塔所说，“危机来自知识合法性原则的内在侵蚀。这种侵蚀是在思辨游戏中进行的，正是它解放了应该定位每门科学的百科全书般的巨网，使这些科学摆脱了束缚。”利奥塔的“后现代”是一种与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来临相匹配的以怀疑“现代”知识的元叙事合法性为特征的知识形态。最后，这种合法化问题是否可以建构/重构？利奥塔认为是可能的。不过，这种可能性并不“引向追求普遍的共识”，而是采取哈贝马斯的“辩论的对话”方式。由此可见，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其实是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以及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的综合体，这一“后现代状态”自身所包含的理论和思想资源对于中国学者建构西方现代主义理论思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中国接受者似乎并不太在意利奥塔提出“后现代”问题的社会条件、问题意识、特殊内涵以及他提出的解决之道。中国接受者更多地受到了“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这一简洁明快的定义或公式的影响。何为“元叙事”？如何“怀疑”？为什么“对元叙事的怀疑”就可以被看作是“后现代”？这里包含着太多需要解释的内容。也正因为这一极简的公式，使得每一个接受者都可以套用这一思维和表述模式，赋予它全新的含义。比如说“元叙事”被等同于“宏大叙事”，进而将20世纪90年代之前所有的文学观、历史观、社会观、政治观等等都视为一种“元叙事”（“宏大叙事”），进而对这些“元叙事”（“宏大叙事”）的“怀疑”（以及相应地“颠覆”“解构”“否定”等等）也就被认为是一种中国式的后现代姿态。而这种姿态又正好能够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各种当代文学创作思潮中找到相对应的叙事类型：先锋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手法对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消解、新写实主义小说中的“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抵触、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的个人视角对历史规律和重大事件的颠覆等等。这也正是利奥塔的这一“法式后现代”能够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中大行其道，被广泛应用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的重要原因。

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只是“法式后现代”的代表之一。与利奥塔同时代的一大批法国理论家如德里达、福柯、阿尔都塞、波德里亚、拉康、克里斯蒂娃、德勒兹和伽达利等等经过美国学界的通俗化改造，已经由艰深晦涩的天书转变成新颖时髦的口号，不仅改造了美国的知识生活，而且成功地成为全球性的流行理论。诚如陆扬所说的，“‘法国理论’流行中国的过程，大体也见证了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后现代思潮接受中（美国化了的）“法国理论”比重明显加大，并在21世纪初替代“美式后现代”的中心性位置。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话语开始被用来分析新潮诗歌、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等等。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不仅仅作为思想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转化为文论话语，在文学批评实践领域发挥作用了。1993年3月，“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举行，1994年5月，“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举行，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正式成为与“中国问题”有关的议题。在随后直到2013年的十年间，直接以“后现代主义”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呈现出明确的主题化特色，显示不同时期中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视角的变化：如1998年6月的“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思潮研讨会”显示中国学者已满足于就后现代谈后现代，已经意识到“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也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尽管中国早在1992年就已经密切关注到了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但是直到21世纪之后才开始真正将之与当代中国问题结合起来思考。显示到了21世纪，中国学界站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反思性维度，希望以建设性的姿态来重新审视后现代主义，并以克服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批判性、否定性后现代主义所面临的思想局限问题。在此之后，直接以“后现代主义”作为主题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便再也不见有报道了。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的“后学”思想震惊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学”话语狂欢，再到21世纪之后的“后学”反思重建，呈现出完整的“中式后现代”的辩证法。

从热情地拥抱“后学”到有意识地折返“中国”，这是许多中国学者在接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过程中都在发生的一种学术转向。我们可以以张颐武、陈晓明和王岳川这三位比较早将后现代主义应用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学者为例来看看他们学术历程的转变。虽然张颐武明确以“后现代”作为标题的论文只有两篇，却并不妨碍他被贴上“张后主”的标签。以《第三世界文化的生存困境——查建英的小说世界》（《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5期）为起点，张颐武创造出一系列对中国文学的“后”学命名：“第三世界文化”“后新时期”“后乌托邦”“后浪漫”“中华性”“新新中国”“后寓言”等等，显示出张颐武始终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中国”与“西方”、“新时期”与“后新时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本土”与“全球”的二元框架下以后殖民主义的姿态展开对当代中国的自我命名。陈晓明是做文学理论出身，曾专攻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因此，他的“后现代文学批评”受惠于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致力于“拆解深度模式”“游戏”“无主体”“解构”“颠倒等级”“后东方”“虚构与仿真”“无根”“非历史化”“挪用”“反抗”“重构”“后革命”等。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陈晓明也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的误置”“无根的苦难”“方法论的焦虑”“多元文化的困窘”。真正始终执著地采取单一“后现代”姿态来写作的，是王岳川。在他从1989年第一篇包含“后现代”的论文开始直到2007年的《走出后现代思潮》，直接以“后现代”为标题的论文就有54篇，包含“后现代”话语的达270多篇。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十年的后现代话语狂欢之后，王岳川也陷入了“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主义’的纠缠”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的焦虑”。进入21世纪之后，他非常明确地放下了“后现代主义”旗帜，回到中国本土问题和中国传统文化，提出“输出主义”、“发现东方”“再中国化”，要强化“中国文化身份”（与之相似的还有“东方文化身份”“大国文化身份”等）、提升中国“文化竞争力”，甚至提出要在“太空文明时代”来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问题。从这几位学者的“后学”批评演变不难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何张颐武刚接触后现代主义，就很快强化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意识，并且高举起“中华性”的旗帜？为什么陈晓明也在不断追问中国被卷入后现代主义全球想象过程中的“历史的误置”，并提出“后东方”的设想？为什么王岳川也在21世纪开始“发现东方”主张“文化输出”？这里包含着“中式后现代”两个极为鲜明又充满内在张力的因素：一方面是致力于颠覆和解构、追求不确定性为特点的话语狂欢；另一方面则是强调差异、关注身份、最终强化自我认同的文化立场。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和接受。

与这种将后现代主义话语引入中国文学和文化批评同时的，是中国文论界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围绕“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关系的争论。

首先，后现代主义是地方性的，还是全球性的？抑或是在后现代主义发展的早期是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地方性的，进而扩散到了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性景观”？从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过程来看，中国学者从一开始就是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文化景观来看待的。因此基于中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学者始终都是将后现代主义视为西方特有的学术思潮来看待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与“佛克马论断”可谓不谋而合。不过，随着全球化思潮的引入，后现代主义也相应地超越了西方特殊的地方性限制，成为以各种不同方式进入非西方文化的全球性问题了。其实，早在1982年，“全球化”一词就已引入中国，但一直都是局限在经济领域，如“市场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等。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才开始被引入文化问题，如李慎之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太平洋学报》1994年2期）。到了1997年，中国学者才真正将采用“全球化”视野来审视“后现代”问题。如王宁的《后现代性与全球化》强调“经过历时三十多年的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辩论，东西方学者大概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后现代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后工业社会，但它并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品，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及东西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证明，后现代主义有可能在某些局部率先进入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以变体的形式出现。”王宁特别强调，虽然20世纪80年代詹明信、佛克马等“曾一度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可能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们“也改变了原先的片面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或一场国际性的文学思潮和运动”。王宁特别引述詹明信和佛克马在90年代的著作来证明他们观点的改变。紧接着，《天津社会科学》又于次年（即1998年）3期组织了一次由杨慧林、陶东风、王宁、金元浦、曹卫东和黄克剑等人共同做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笔谈，显示在当代中西方文化相互关系的讨论中正在实现策略性的重大调整，即从中西方文化的“区域差异－特色论”转向“全球共同－普遍论”。王治河也在这个时候提出“后现代的全球意识”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自觉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的意识”。它强调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强调“可持续发展”、“倡导一种全球伦理”。很显然，这种具有全球意识的后现代已经与王治河几年前将后现代视为“扑朔迷离的游戏”有了显著区别。全球化语境决定了当代中国无法独善其身，不可能无视和否定改革开放过程中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的引入。由此，基于全球化视野来讨论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关系成为1997年之后的基本视域。不过，这种“地方性”还是“全球化”的后现代主义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与当代中国关系的判断。当詹明信于2002年重返中国，带来的居然是“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并声称“世界已经被一种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的时候，就引发了不少中国学者的激烈反响。

其次，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关系是“语境”“背景”“氛围”，还是已经深刻影响到了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内部，使当代中国具有了“后现代因素”甚至是“后现代性”？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就必须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当代中国是否具有了产生后现代的土壤？如果能够产生后现代，那么，发生发展在中国本土的“后现代因素”和“后现代性”是否具有自己的特点？赞成用后现代主义来思考当代中国的学者中，尹鸿强调“后现代语境”的重要性，认为“由于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实际上已经卷进了世界文化的共同体之中，西方国家发展的历时形态被压缩为一种共时的断面”。朱立元也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现实地存在于我国的文学艺术和文化生活中。用不用‘后现代主义’这个名称，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对这种具有自己特点的新的精神文化现象的客观存在，则是无法否认的。”基于对后现代主义“地方性”的坚持和中国已经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两个基本判断，曾艳兵提出“东方后现代”的主张，认为“我们虽然不能说我们有同西方一样的后现代主义，但我们不能否定我们有中国的后现代，相反，我们不可能有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我们所有的只可能是中国的后现代，我将它干脆命名为‘东方后现代’。”苗东升提出“中国需要怎样的后现代主义”的问题，认为“后现代主义并非西方独有的话语”，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不同的后现代视角；基于此，他认为，“当前的西方社会属于现代社会后期，而非现代社会之后的社会；中国社会需要并且能够产生后现代主义，但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反对后现代话语，对后现代主义移植中国持警惕态度的学者中，贺奕反感“在西方日趋没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却一跃成为学界的新贵”的现象，认为“在一个现代主义根本没有形成气候，更谈不上成为文化传统一部分的国度里，怎么可能产生以对现代主义的僭越为目标的‘后现代主义’呢？”因此，用“后现代主义”来分析当代中国，是“不幸的类比”。陶东风也认为我们陷入了“后现代误区”，即站在西方思想家立场来反思中国文化，将西方人的生存困境当作中国人的生存困境；他还批评“人们纷纷在庄子哲学中寻找反文明思想、后现代精神，因此有‘庄子与海德尔’、‘庄子与德里达’之类所谓的‘比较研究’大兴于学术界”。因此，在陶东看来，后现代主义是“一个过早地游荡在中国大地上的幽灵”。

最后，我们该如何评估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中国的影响？这是一次“文化殖民”，还是中国文化进入全球化的标志？对此，季广茂认为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在90年代兴盛一时，主要有三个原因：“它有一定的描述和解释功能，这可以满足人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状的强烈愿望”“它为文化激进主义者所孜孜以求的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精神，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也正中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之下怀，使他们可以借此再一次掀起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浪潮”。张法也认为应该从“影响者的感召力和被影响者的内在需要”两方面来检视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论的影响，尤其是注意中国在接受西方后现代时存在的非常复杂的心理，“中国的主流意识欣赏后现代派对西方传统和现实的解构态度，但可能不希望错把这种态度运用于中国传统和现实。人心意识层面的主动压抑也会使后现代东渐产生变形效果”。刘耘华则更进一步指出，后现代主义对待传统的决绝态度和中西方文化范式的差异使得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遭致众多诋毁、驳难和攻击，也使得“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业已成为一种‘四不像’的伪文化。”

在完整回顾后现代主义中国接受四十年的历程之后，我们再重返“佛克马论断”，就会发现这个论断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一方面是中国展开对后现代主义接受的同时，后现代自身也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性思潮向全球性景观演变的过程，这使得“佛克马论断”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另一方面，中西方文化传承和社会现实的巨大差异以及后现代思潮自身的理论特质又使得这一论断准确预言了后现代主义中国接受的显著特征，即中国在接受后现代主义过程中受到各种不同力量（需要）的支配，混和着多种复杂交织的情感：一种是现代性的动力，将后现代主义视为“现代主义之后”、现代性的新的发展阶段，需要中国追赶和同步；一种是反思现代性的动力，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对现代主义的反动，用以克服现代性存在的不足；一种是反传统的冲动，表现出对既有的文化价值、宏大叙事都表示怀疑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一种则是传统复兴的冲动，借助后现代对多元文化的强调、对边缘和差异的认同以及其中包含的受东方文化启发所形成的思想共鸣，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在后现代思潮接受过程中也找到了新的接合可能性。尽管后现代话语正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耗散”，但是后现代主义中国接受四十年的发展历程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展开对“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