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民族文艺理论建设的五重进路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意 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特殊人才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特别受到重视和展开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民族文艺理论基本上“消弭于民间文学总体之中”。改革开放四十年期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学科设置、资料积累、人才培养、阵地建设乃至课题取得，总体上在不断成熟，成果日渐丰硕。不过相较于文学创作活动和作品、作家研究，理论研究一开始就不在规划蓝图内，文学史编纂才是核心。1986年《民族文学》杂志举办第一次“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讨会”，提出“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是“少数民族文学三个基本支撑点”，具有开创意义。后来作协系统、高校和研究机构部分通过下属期刊陆续组织了多种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会议，逐渐发展出“多民族文学论坛”等少数品牌，在学科内形成持续影响力，“在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方面均有新的收获，呈现出学术机构与作协组织合作、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结合、历史反思与建构探索并举的格局”。

新时期以来，绝大部分理论研究集中在“作家论”，多“少数民族作家个体批评或评论”，少学理性的“持续性关注、系统性梳理、整体性研究”，正在努力挣脱主流文学话语的牵制，“逐渐走向一种文化的自觉”，努力在“学术权力机构”面前为少数民族文学争取更多的重视。在中国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整体情况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不仅缺高峰，从严格意义来讲甚至尚未跨进高原。

不过，“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时代性是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进入新时代，少数民族文艺学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必然需要解决新问题，面对新机遇，迎接新发展。

一、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问题域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体系建构进度远远落后于对传统文学遗产的发现，也落后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实践，但研究一直在进行，成果也一直在出版。很多文章都将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起点设置为郭绍虞1980年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中提到了“要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兄弟民族的文艺理论也有所发现”。

少数民族文学相关研究的论文刊发于各种综合性刊物和专题性刊物、辑刊和内部出版物上。其中，《民族文学研究》作为唯一的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理论刊物，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和发展走势。通过统计其创刊以来相关领域的词频证明了部分学者的结论，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多集中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领域，以“作家”为主题的研究，较之前者略少，但数量和比重仍明显多于一些学者的判断。从学者的呼吁可以看出，近年来研究者在努力打破“少数民族文学”基本等同于“民间文学”的成见，将作家文学定位为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在少数民族文学史建构、民间文学研究和书面文学研究的路径上努力。我认为其中有三个主题很具有代表性：少数民族古代文艺理论、多民族文学史观和口头传统理论。

第一，“少数民族文论”一般指古代少数民族美学与文艺理论。与主流文艺理论学科一样，在展开广泛文化交往之前的本民族语言系统下的文学创作和美学观点被视为“纯粹”和容易辨别的主体理论，于是少数民族古代文艺理论被当作“各民族分别专有的”文艺理论，如傣族诗文论、彝族诗文论、蒙古族诗歌理论、藏族诗学理论等。

有人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概念正式亮相于1991年，并认为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材料的整理不只是研究的基础工作，而已经是研究本身。21世纪以来，理论的整体性建构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跨学科的特征也逐渐呈现出轮廓。扶持作家文学的努力也关联到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界定上，后者常受限于中国古代文论等成熟的范式框架，典型地表现为纠结这类资料展现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糅合”，难以处理二者的关系。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文献资料以文学史中的文论研究、文论选、文论集和研究专著等形式展开。有几部重要的综合性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艺理论文选出版，如《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1987）、《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1993）、《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评注》（1989）、《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1989）、《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2005)等。至于按族别编纂的古代文论资料翻译、整理的成果数量也非常可观，这里就不罗列了。

此外，还有理论框架建构的努力，如王佑夫的《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从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总体面貌出发，按本质论、功能论、创作论、诗歌论、起源论、发展论、翻译论等范畴，进行了重要的范式建构；王佑夫的《中国古代民族诗学初探》则建立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比较诗学的总体框架。有学者将这样的文化立场和身份描述为“双重边缘”，这里的“边缘”与学界惯常使用的边缘意义有所不同，但毕竟认可王佑夫这类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建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总体思路的“中坚力量”。在笔者看来，这实际上无关是否位于所谓的地理或语言“边缘”，而是研究者能否超越单一范式，进而能够以平等的视线和包容的态度来看待不同传统。只有建立起“比较”的宏阔视野，才有可能为某个或某些传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体系。其实，处于“边缘”的学者往往才更有可能打破既有范式的壁垒，建立起更具有理论阐释力的体系。

第二，“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的一个集合和亮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构，从一开始就在文学史论上发力。“多民族文学史观”是一个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关键词，活跃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几乎都有涉猎。1983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就以“多民族文学”为主题展开过讨论。1995年，关纪新和朝戈金出版了《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提出“多元状态下的交流互动，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生存氛围；互动状态中的多元发展，则又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持续追求目标”。实际上触及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观念基础。“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形成，公认的起点是2004年的“多民族文学论坛”。其中又以第三届论坛的召开为明确标志，原因是在这一届论坛上“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以一个专门又醒目的议题出现。此后《民族文学研究》杂志自2007年第2期开始开设了“创建并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专栏，2012年李晓峰与刘大先出版了总览性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关纪新、朝戈金、汤晓青、刘大先、徐新建、李晓峰、欧阳可惺、吴刚等数十位作者以《民族文学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等各种平台，建构、丰富并且转换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框架和内涵，并成功将其标注为4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核心概念。

第三，基于西方口头程式理论创立的“口头诗学”理论，是少数民族诸多文学艺术研究论题中最能适应全球学术话语体系的一种，近年来已经成为一批学位论文和研究课题的主要方向。这一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主要是“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和“口头性”问题。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美国的汉学家和华人学者开始将口头程式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民族文学、民俗学领域学者开始集中译介口头程式理论并积极运用于本土实践，“口头诗学”及其辐射的论域成为重要的话题。具体说，这个学派在地域和族群上涉及32个当代民族，分布在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在文类和样式上涉及史诗、叙事诗、民间故事、民歌、民间小戏等数百种文本，进而影响到民俗学、古典文学、比较文学、文艺学、人类学、语言学、音乐学、戏曲戏剧学、历史文献学、宗教学等十多个学科。

少数民族口头传统蕴藏丰富，与一些域外理论有多种结合的潜质和可能。中国材料的多向度阐释空间，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口头诗学理论的体系和框架，成为这一高度国际化学科相当活跃的一部分。截至2018年8月，口头传统领域旗舰刊物《口头传统》（美国）创刊以来，与中国有关的文章超过一成。当然，一部精要的高度概括性的学科基本理论著作目前还没有产生。学界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口头传统“比较复杂”。不过在笔者看来，理论创新的工作在稳健进行中，一些开创性的思考也逐步引起学界瞩目，从朝戈金的“田野再认证”到巴莫曲布嫫的“五个在场”，从杨玉成关于蒙古叙事文学音乐范式的总结，到叶舒宪关于口传文化的论述，再到最近试图打通不同艺术门类建构更完整诗学法则的“全观的口头诗学”的号召?輥?輯?訛，理论的前景是明亮的。当然，对于这一理论的实际运用，仍占据了口头传统理论相关论文的近7成?輥?輰?訛。对作家创作的研究亦可拿来比照：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文学创作中相当热络的“魔幻现实主义”思潮来自西方。尽管学界对这种创作手法和理论描述都多有诟病，30多年来仍没有新的名词取而代之。

笔者曾将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特征总结为三条：其一，民族语言（思维）对民族文学形式的塑造。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民族语言和文字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学的民族风格；民族语言对作者和读者的思维也有塑造作用。其二，文学与宗教关系无从回避——常见于各种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总结中。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同步发展。这一条并不是局限为具体的某一种非遗项目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形式，比如少数民族三大史诗的“整理、保护和研究”，也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后来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观念的提出，都代表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国际政治、社会和学术界对前现代的反思，这一席卷全球的思潮与国内后来提出的“多民族文学”观念即便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也是共享社会文化语境的。

二、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构的主要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之路颇多起伏和反复，以至于到21世纪初，还会为“什么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之类的初级问题而困扰。而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结构性建设，除了王佑夫等人的尝试，其他的理论和方法的系统性建构尚属空缺。

第一，学科设置的壁垒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处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一直与“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并立。这种并立无意中造成了几重屏障——谈论中国文学时通常仅限汉语言文学，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多从本民族内部发动，经常切断了与更大范围内文学经验的勾连和对接，有学者称此现象为“双重盲视”。这种双重盲视给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带来了“两头堵”的尴尬面貌。

这种学科设置带来的另一个弊端是，属于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队伍，与属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古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和创作研究的队伍，包括辽金文学和清代文学，被分列到不同的学科中去。更离谱的是，不少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学者，从学科归属上被放在社会学学科下面的民俗学领域。至于主流文艺学专业则几乎无人关注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更遑论研究。一个人口和作品绝对数量上本就不占优势的少数民族文学，在学科设置上如此七零八落，要想建构一个综合性理论框架的难度可想而知。

第二，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复杂关系，给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带来了尴尬不清的自我定位和认知。过分在意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文学研究整体成果中的数量和比重并不明智。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8.4%?輥?輱?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群体没有文字书写系统，有文字的民族又因为存在语言隔阂，高度依赖本民族研究人员，高度依赖稀少的掌握该民族语言的其他民族研究者，也高度依赖有质量的翻译人员。但这三类人，数量稀少。另一方面，过于强调本民族文学特殊性的意识，会将有一定关注热情，但没有掌握该民族语言的研究者拒之门外。这看似是对准确性的追求，但客观上将自己局限于某一个民族或民族语言的范围内自说自话，也加剧了在整个中国文学研究中被“打入另册”的状况。这就进一步导致了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格局中获得恰当定位乃至得到某些彰显的努力，变得更难以兑现。

然而若将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做淡化处理，最大的问题是会与“主流”文学理论产生多重错位。例如，很多民族的文学中，史诗、故事、山歌、弹唱艺术等是重要体裁，但这些体裁在主流文学理论视野中，是边缘的。能够“无缝对接”的只有书面文学研究，主要是现当代少数民族书面文学，这方面的研究，就自动“采用了汉语和主流的话语模式”。这导致个别人认为的少数民族文论的“天然性”是由西方话语构建与描述，使得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沦为西方文论的资料佐证，口头诗学为代表的新理论因此难以得到推进和自我建构。其实不仅在少数民族文论建构过程中有这样的说法，在整个中国文艺理论建构过程中，中国学界在为西方文艺理论背书和提供例子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因此出现“失语症”这样容易引起注意的说法也就不奇怪了。

这种论断看似有理，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天然性”真的成立吗？以藏族诗学理论为例，藏族古代唯一一部指导文学创作的理论著作《诗镜》本身是古代印度一部梵文著作，从公元12世纪开始，经过数代藏族学者的翻译和重新加工,最终成为藏族的美学理论圭臬。在藏族诗学理论中，它是不同注疏版本和各个时期对其进行研究和延伸、阐释的共同主题。虽译为“诗”，实则涵盖所有的“文”。《诗镜》在历史上一直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大五明之一的内明即佛教经典也注重用《诗镜》修饰法来修饰经典，藏族历代大德高僧和文人智者也均在撰述中从头到尾使用诗镜论修饰法，总之，内外明处（学科）、藏族历史（或编年）、综合性文史著作、传记、传说等，均用《诗镜》修饰法来修饰文章。如果将藏族诗学理论视为“天然”，那对其源头的梵语《诗镜》则有失公允；但如果学界能够认同以藏族诗学为典型事例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艺理论可以将外来理论和本土实践进行紧密结合，那为何又对西方理论的冲击以及汉语传统的辐射如此耿耿于怀，乃至苛责？

第三，文学批评对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整体建构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显而易见，文学批评的数量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文章中最多的，受到的各种议论也最多。理应更快建立起“最大限度迫近与强有力地照射批评对象的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的说法不无道理，但遗憾的是，这一点尚未实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仍然是缺席的，“主体性回应和建构性理论基点都十分贫弱”，原因是“还没有自己全向度的理论平台”，理论思考常常具有“被动性、重复性和随意性”。具体而言，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受到西方、汉族和精英话语的压迫。学者们还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问题做出过形象的描述，比如评论者的“另册”心态、“关门做老爷”心态和“糊涂农夫”心态等。也有人尖锐指出，研究中存在浅尝辄止的“导游图解式”评论泛滥，以及评论者与批评对象之间隔膜明显的弊端。当然，不难看出其中一些问题也是整个文学批评界普遍存在的，并非少数民族文学所独有。

国内学者在针对如何构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可能性问题上进行了研判，比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可能性思考》一文中就提出，面对种种困境，少数民族批评理论史可以在文学史观念、文化背景和研究资料三个方面进行突围。这类观点，已经有了一种文化转向的自发和自觉，是一种积极的思考。

三、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的五重进路

没有能够跳出历史、社会背景和文化文学语境的文学理解。把少数民族文学与文艺理论看成什么样的研究对象，这种“设此”提问本身就已经选择了一种范式和路径，已经预设了回答的方式。

第一，学科越界扩容与转向。文化转向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逐步影响全部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运动，涉及过去来自社会科学边缘领域的各种新的理论崛起，是“这一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学术潮流。由于媒介文化的深刻影响，传统文学艺术前现代的创作方式、呈现方式、传播方式都受到巨大冲击。文化媒体革命看似只是传播方式的变革，实际上带来的是整个文化本体的革命。中国文艺学界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频繁讨论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整个文学都面临着重新审视原有文学对象的问题，文字以外的文学如何进入文学研究成为主流文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而在“文化转向”还未有定论之时，又出现了“技术转向”“视觉转向”“听觉转向”等新的理念，这一切与20世纪以来的其他人文学术思潮，如“语言转向”“话语转向”“葛兰西转向”“福柯转向”等并存，尽管并不处于同一个逻辑和话语层面，主流文艺学界仍呈现出话语丛集的壮阔景象。

这带给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更多的困惑和挑战。本土化、现实化和民族化成为提问之前需要廓清的。此时再追问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义和边界意义并不大，今日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怎样向自己提出问题，可能有更积极的推动作用。传统意义上少数民族文艺即以口头性和视觉性为主要特征之一，而新一轮的视觉文化与听觉文化带着相似的面貌与完全不同的介质重新参与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活中去，看上去与少数民族文学实践更接近，让少数民族文化带有一种弯道超车的天然优势，却实际上带给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创作和研究前所未有的挑战。相较于主流文艺理论，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除了要回答与其相似的问题，还要增加处理传统图像、传统语言、传统文化生态与这一切的关系，在原本就复杂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又增加了一个维度，向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新时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的五重进路。2018年6月，“推动‘三大史诗’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工作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标志着以“三大史诗”为标志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对文艺理论“当代性”的呼应，主动发出的“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宣言。这种当代性不仅是指知识范式和思想体系所不可避免带有的时代痕迹，还有一种对当下时代的超越，指向未来的意义。前文已经叙述了困境、挑战，后面也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我称之为五重进路。

第一重：壮大根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命脉、民族区域发展的重要源泉，依托于五千年文化的滋养，构成我国民族文艺学发展的坚实根基；要解决宏观发展与微观（中观）突破、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独特性、文艺形式变革与内容优化、现象丰富性与族别独创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平衡，实现民族文艺的全民共有、全民珍爱、全民分享和全民推进，都需要壮大这一根基，做好基础工作。

第二重：构建民族文艺学的学科体系。包括六个部分：（1）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关于民族文学艺术的论述，包括对待传统文艺思想、文艺与宗教、文艺与社会的思想和方法论；（2）民族文艺学的基本原理，除一般文艺学的本质/本体、内容、形式、结构、创作论、文本论、接受论之外，还要特别关注民族文艺资源的艺术起源、民间自足文艺的生长及其田野调查等；（3）古代各民族文艺学思想与理论成就；（4）中国民族文论与周边国家及西方文论、各民族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互相影响和比较研究；（5）中国民族文艺理论/美学史；（6）民族文艺批评及批评史。

第三重：美学价值关怀与探寻。主要包括：我国多民族极为丰富的美学资源、艺术资源、自然生态资源的发掘；独具特色的民族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和更新；独特的人类学美学价值的发现；当代新媒介艺术、时尚艺术、流行大众艺术中美的创新、创意、创造。

第四重：方法论变革。创新是民族文艺学发展的不二法门。创新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我国新时代发展的五大理念中的核心，具有全体发展中的优先性。我国民族文艺学也要在这一总体框架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文化创新。打破陈规，开放包容，传承经典，迎纳新知。坚持双百方针、二为方向，“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将我国民族文艺学建设成新时代开拓创新的典范。

第五重：民族文艺学发展的新路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语境下，中西交流、文明互鉴，民族融合、文化交融，地域交往、错杂互容，成为民族文艺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民族文艺学发展的新路径应包括：以中华文化总体为基点，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域多种文明文化的互鉴互通；以总体民族文艺为基点，民族文艺与主体文艺之间的比较、对话、交流、综合、融汇、提升和概括；以民族文艺为基点，与世界相关内容的比较、交流；各少数民族之间文化艺术的相互比较、对话、交流，共同塑造既富于民族传统特征又关注新时代先进文化融会贯通的民族文艺学新路径、新形态，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