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笔名骆英。诗人，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既是诗人，又是商人，还是一位不忘用自己在商界的成功反哺诗歌的诗歌赞助人。2006年，他斥资3000万元捐助北大新诗研究所等三家诗歌研究机构。新京报记者韩萌摄

2013年，黄怒波参加在麦德林举办的“龙腾诗歌谷——中国、哥伦比亚诗歌国际对话”，并以此为契机担任了麦德林国际诗歌节荣誉主席，并成为“世界诗歌运动”协调委员会13位委员之一。这自然不是他第一次参与诗歌组织了，其所在的中坤投资集团于2006年创立的中坤诗歌发展基金，便通过创办“中坤国际诗歌奖”、成立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的方式，推动了中国诗歌事业的发展。

但这样的活动似乎更局限于诗人的内部，而黄怒波此次加入世界诗歌运动，是否表明中坤诗歌发展基金会会让更多诗歌活动进入公共生活之中？黄怒波本人又对中国当下的诗歌发展有着哪些观察？为此，我们对其进行了专访。

■ 世界诗歌运动

在2011年的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上，世界诗歌运动得以诞生。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诗歌组织，其中包含了全球114个诗歌节、96个诗歌项目以及各大洲131个国家的1178位诗人。他们希望用诗歌的种种行动，诸如诗歌朗诵、诗歌教育，来促成一个更具公义、更为包容的社会建设。其中我们不难看出一种希望用诗歌来关照公共生活的愿望。

世界诗歌运动

推进和平，推进人与人的交流

新京报：能先介绍一下这个世界诗歌运动吗？

黄怒波：世界诗歌运动是在麦德林诗歌节的平台上做成的。麦德林诗歌节在世界诗歌界是个奇迹。要知道麦德林原来是一个重要的贩毒城市。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的时候，哥伦比亚的经济很糟糕，这导致麦德林的失业率极高，街头毒品泛滥，当时全世界的毒品主要都在麦德林疏散。但当地的诗人认为我们国家不应这样，我们要用诗歌来对抗毒品，于是他们就发起了麦德林诗歌节，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一个最脏的地方，有了最美的东西。

新京报：后来麦德林诗歌节发展如何？

黄怒波：社会反响相当大，这个诗歌节后来几乎变成了全民参与。在七天里，他们会在不同地方，比如公园、文化宫有几千场朗诵会，都是自发的。我们去做诗歌活动的时候，到场的人都是自发前来，而且年轻人居多。不像中国，参加诗歌节的大都是岁数大的人，还要组织。而且麦德林诗歌节的秩序非常好，你在台上朗诵，下面不会有交头接耳或者打电话的现象，他们的素质很高。麦德林诗歌节现在已经成了哥伦比亚的文化遗产，联合国也把它列为支持项目，可以说它已经是全世界影响最大的诗歌节了。前两年他们又在这个基础上发起了世界诗歌运动，希望推进全世界对和平的关注，因为这是诗歌拥有的力量。发起之后，发展是很迅速的，因为有麦德林诗歌节这样的基础，大概有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的200多个诗歌组织参与，这些诗歌组织就类似于中坤诗歌发展基金。总的来说，世界诗歌运动的目的就是组织全世界的诗歌组织，推进和平，推进人与人的交流。

新京报：加入世界诗歌运动，对中坤诗歌发展基金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黄怒波：我们从国内一下就走到国际了，我们能够知道国际诗歌的活跃程度，也能让每个地方都有中国的声音。这个很重要，我们以前是关起门来自己玩，现在在国际上玩，这个意义很不一样。

新京报：我看世界诗歌运动的主张更多是用诗歌的方式来建构一种社会生活，强调诗歌的社会责任，加入世界诗歌组织，是不是表示中坤诗歌发展基金也想让诗歌更多进入到公众生活当中？

黄怒波：当然了，诗歌还是应该回到社会现场的，这个社会不能太庸俗，只剩下钱。中国当代诗歌和中国社会一样，应该被承认，接受。对我来说，我希望能借我个人的力量、企业的力量，推动中国当代诗歌的回归，这是建立中坤诗歌基金的一个初衷，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的主张是诗歌应该体现现场美、时代美，凸显一种张力，不和时代结合就没有张力。现在很多诗人的诗你读不下去，因为它和现实脱节，千篇一律，为赋新词强说愁。中国当下社会这么有张力，这么激烈，按说是个出文学作品的好时代，但中国诗人却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把握现代性，在他们的诗歌中现场是缺席的。

中国当代诗歌回归母语，回归现场

新京报：这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诗歌一定要表达社会，对社会发言吗？也许有的诗就是描绘个人经验的。

黄怒波：这其中涉及两种美学观念，一种是碎片化的诗歌美学，就是诗要回到诗歌本身，一种是体现时代美的诗歌美学。当然回到任何一个单一的美学都是不对的，你不能再把诗歌当成政治工具，但如果诗歌脱离了生活，单纯描绘诗人的小我，也会让诗歌丧失大众的审美性。诗歌需要现场经验，中国很多诗歌受西方影响，对于现实不批判、不介入，为艺术而艺术，但应该看到，西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已经没有张力了。而中国社会现状是最有活力的，发展快，社会利益也变得多元化，这其中出现了巨大的张力，按说这种张力是应该形成新的诗歌美学。

新京报：能谈谈这种诗歌美学吗？

黄怒波：我提倡回到母语的怀抱，回到发展的现场。我的主张不是回到民歌体，而是回到母语的意象中，让我们的当代诗歌在嫁接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有一个新的建构。比如押韵问题，因为模仿西方诗歌，我们的诗歌不讲押韵了，当下很多诗歌的写作故意打破韵律美，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有就是中国诗歌与色彩、山水的关系，中国古典诗歌大量处理与山水的关系，我们也应该回到这个场景中来。回到韵律之美，色彩之美，山水之美，这是我的提倡。

新京报：回到发展的现场又是指什么？

黄怒波：应该有一个现代性的视角，现代性不一定代表进步，但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政府会讲宏大叙事、中华民族复兴，都挺好，但这背后要牺牲个人，要求人们听从纪律，不能反抗，不能要求自由，这是现代性负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全面拥抱现代性，但贫富差距的分裂、人的分裂、精神的分裂，都是现代性的问题，如果诗歌不能理解这样的现代性，这样的诗歌是没有用的。

我马上会有一个小说写作，写登珠峰，实际上还是回到现代性的问题，你会在其中看到中国当下社会如何被撕裂，但又如何伟大，充满活力。如果用一种诗歌来应对这个时代，它一定是野蛮的、不精致的，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不精致的，很野蛮也很有活力，就像一头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把什么都打碎了。这也是我现在写诗的一种状态。

新京报：你好像说过你的诗歌为中国诗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本。

黄怒波：我的个人经验是很独特的，我是个商人又是个诗人，我深深被裹挟在这个社会最大的激流当中，这种感受是一般人没有的经验，是很独特的东西，我的文笔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我的诗歌主要是提供了新的文本，这个超越诗歌本身了，文本大于诗歌本身，这个很重要。

人类脸谱行动走完全世界，给世界画出一个脸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