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文化创意产业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从模仿到创新、从产业形态到国家战略的历史性跨越,迈入了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在这一进程中,金元浦教授以其持续多年的学术深耕,成为这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建构者。
本文选取金元浦教授2006年至2018年间发表的八篇相关文创的文章进行解读。这组跨越十余载的系列文章,正是一部映照中国从经济腾飞迈向文化自觉时代的思想年鉴。金教授以《光明日报》为阵地,次第展开,层层深入,共同构建了一套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命题的系统性论述。其笔锋既有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又不乏批判者的清醒冷峻,更饱含建设者的务实匠心,在“产业”的喧嚣中守护“文化”的底蕴,于“跨界”的融合中锚定“价值”的根基,最终勾勒出一条以“文化+”为基因、以创造性转化为路径、以民族复兴为旨归的清晰发展脉络。
这组文本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理论认知的演进,更在于始终如一地叩问:在技术狂飙与市场扩张的洪流中,如何让文化成为定义发展品质、塑造民族灵魂的深沉而持久的力量。具有极强的前瞻性、批判性和系统性,为理解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提供了深刻的视角。
战略奠基:文化创意产业: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转移(2006年1月20日光明日报)
此文写于中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之际,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将自主创新作为核心,国内对创意产业的认知尚处于起步阶段。金元浦教授敏锐地将国际视野引入国内讨论,系统介绍了英国创意产业工作小组的定义、欧美国家的发展数据,并明确提出中国正面临“从制造型向创意型”转变的历史机遇。并首次系统论述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全球新兴趋势对中国从“制造”转向“创造”的战略意义。定义了创意产业,介绍了国际经验(如英国),并指出中国虽在沪、深等地起步,但面临认知不足、理论薄弱、产业链不完善等困境,呼吁加强顶层设计。
这篇文章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将创意产业从单纯的产业概念提升为国家战略议题;第二,指出创意产业的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特性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价值;第三,提出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警示,为后续研究奠定问题意识。
原文核心观点摘录:
从当代世界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来看,未来文化创意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创意产业的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高整合性,对于提升我国产业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当今世界,创意产业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有着巨大经济效益的直接现实。
美国来看,创意经济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内容,更是其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没有创意,就没有新经济。阿特金森(Atkinson)和科特(Court)1998年明确指出,新经济就是知识经济,而创意经济则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和动力。
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基础,有着良好的势头,但仍然存在着众多的困难与问题。目前,我国创意产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全社会必须加强和提高对创意产业的重要性、前沿性和未来发展态势的理解、认识与认同,特别是各级决策层。创意产业是一个全球产业发展中后发的新兴产业,其理念与传统的制造业发展理念、思维路径和管理经验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各级决策层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学习世界各国创意产业发展的经验、方法和措施,并结合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实事求是地开拓跨越式发展的新途径。
理论深化:文化发展也是硬道理(201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
这一时期,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化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凸显。本文恰呼应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创造性地将“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经典命题延伸至文化领域,将文化提升至国家战略核心层面,兼具政治高度和理论深度。
文章的核心突破在于:第一,打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从属思维,确立文化发展的独立价值;第二,将文化发展纳入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体系,强调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三,提出“文化力量”的概念,认为文化“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之中”。
原文核心观点摘录:
从理论上看,文化发展的实践对文化理论发展与文化实践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文化与综合国力,中西文化的碰撞、沟通与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建设与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解放,文化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打造,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式、策略与实践等等,都是当下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要求我们作出严肃的回答。从实践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的解放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面对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变得迫切需要传承、创新。西方个人主义的传入,传统文化道德语境的淡化,现代经济伦理的缺位,使得文化制约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毋庸讳言,今天的文化发展已经到了如此紧要的关键时期,忽视文化发展,我们就要走弯路、出问题,未来就会难关重重。
推动文化发展也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经济发展毫无疑问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现在我们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路径创新:用跨界思维指引未来发展(2016年12月28日07版光明日报)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VR/AR)爆发式增长,“十二五”以来数字技术与文化深度融合的政策导向趋势明显。
金元浦教授提出文创产业的三个层次,强调“互联网思维”与“跨界融合”。为文创产业未来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具有实践导向。文章聚焦数字技术催生的文化新业态(VR/AR、IP-泛娱乐、网红经济等),指出文化产业呈现“小、微、新、特、融”特点。提出未来发展的核心是运用互联网思维和跨界思维,推动观念、技术、商业模式等全方位融合创新,走向融合发展的“大、智、云、移、自”。
原文核心观点摘录:
从发展阶段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具有三种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依托或者借助于旅游业为龙头发展的特色文化产业;第二个层次是目前已经形成的常态文化产业;第三个层次是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新兴创意产业,这代表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与传统的文化业态不同,文化新业态具有技术密集、知识密集、附加值高等特性,体现出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行业与形式的升级和创造。
目前,以“大、智、云、移、自”为特点的新技术正在极大地改变文化生态和人类生存方式,其中“大”是大数据;“智”是智慧城市;“云”是云计算;“移”是指移动网络;“自”是指自媒体、微媒体,这些都成为文化产业最重要的发展趋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产业呈现出“小、微、新、特、融”的特点。
实现这一转变最核心的关键是互联网思维,要运用互联网思维来推动未来文化产业发展。与传统的哲学思维、科技思维、产业思维和商业思维不同,互联网思维有自身的特点。要把快速的反应能力、极致的用户体验、平台共享、创新精神等互联网思维运用到未来文化产业发展中,在观念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平台模式创新、服务模式创新、运营和盈利模式上不断拓展,在融合发展中实现新的突破。
问题警示:没有文化做底蕴 “互联网+”走不远(2017年3月30日光明日报)
在移动互联网大潮中,金教授敏锐地察觉到“互联网+”的技术外壳下,必须有“文化+”的底蕴支撑,否则产业将陷入道德失范和内容泡沫化的泥淖。
此文以“网红经济”、“弹幕”等现象为例,尖锐指出“互联网+”若缺乏文化底蕴将导致产业低俗化、空心化,重申“文化+”的不可或缺。这既是对“互联网+”进行的文化伦理反思,也提出了文化深度是网络经济的根基,呼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平衡。
在深入剖析“文化+”缺失引发的问题后,金元浦教授提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仍然存在伦理失范(诚信、盗版等)、传统文化遗产失落、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等严峻问题。
原文核心观点摘录:
电子媒介向纸媒提出强劲挑战,媒介文化又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大众文化走向前台,城市文化快速传播与蔓延,时尚文化大批量复制,视像文化占据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在这样一个读图时代,视像(镜像)甚至已反过来影响纸媒文化,如由电视剧、电影改编的文学作品流行,各类读物中的图像、影像所占比例日益增多。网络文化正在逐步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金元浦说,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短、市场化程度不高,特别是在发展初期忽视文化价值所致。另一方面,世界创意产业、创意经济的伦理问题中,许多是在全球新技术新媒介新业态发展中产生的共同的新问题,迫切需要各国共同面对、共同解决。但是,目前来说,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的缺失导致的问题。
“文化+”的缺失造成传统文化遗产失落。“文化+”的缺失,一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失落,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核心内容导致文化走不出去。
目前,“文化+”的内容包含“文化+信息”“文化+建筑”“文化+旅游”“文化+体育”“文化+生态建设”“文化+城市发展”“文化+养生康体”等多种正在运行的文化发展形态。当然“文化+”一定是在“互联网-科技+”的协同运营中展开的。
如果说“互联网+”是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跨越边界的产业融合的话,“文化+”则是在相关事业和产业经济中注入文化元素。
“文化+”将呈现千姿百态、绚丽多样的文化新形态,它也在与“互联网+”的相互融合中展开创客时代的创造的无限多样性,并接受市场和社会的检验。文化将像水一样,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中。
解决方案:激活“文化+”基因(2017年3月30日光明日报)
我国互联网经济进入爆发期,“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金元浦教授首次系统提出“文化+”作为产业伦理和文化输出的核心驱动力,强调文化应像水一样渗透各行各业,弥补“互联网+”中文化缺失的问题。
在此文中,金教授系统阐述“文化+”理念。指出文化是各行业升级的底蕴,“文化+”缺失导致巨大文化消费缺口和产业问题。主张“文化+”与“互联网+”协同,在相关产业中系统注入文化元素,并特别强调文化与科技的交融是未来产业链发展的持久动力源。
原文核心观点摘录: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发展最根本、最长远的历史底蕴,美学是文化创意发展的理论基础。文化的缺失,审美与艺术的缺失,是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原创缺失的重要原因。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当前的形态,面临升级换代,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上升为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文化如水,润物无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行业各个门类都需要“+文化”。
目前阶段,“文化+”的内容包含:文化+信息、文化+建筑、文化+旅游、文化+体育、文化+生态建设、文化+城市发展、文化+养生康体等多种正在运行的文化发展形态。当然“文化+”一定是在“互联网—科技+”的协同运营中展开的。
文化与科技的交融,是“文化+”最重要的内容。文化+科技,或科技+文化,二者的高度融合,将成为文化科技整个产业链未来发展持久的动力源。这个产业链为:原创为王(创意创新)——内容为王(科技文化一体创作的新内容)——传播与渠道为王(新渠道、新方式、新形态)——营销交易为王(电商、无线、移动营销、物联、车联)——体验消费为王(新感觉、新体验、新消费方式、新消费群体、新消费习惯)。
案例分析:中国戏曲的市场基因(2017年3月30日光明日报)
金教授此文以中国戏曲为具体案例,论证传统文化本身蕴含强大的市场化基因(如票友经济、明星制、早期知识产权保护)。指出传统文化复兴与市场化融合,需要恢复其市场基因、面向消费者,是戏曲等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承与发展、走向世界的有效路径。
用市场逻辑解读传统艺术,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表达。以集体记忆理论分析戏曲的文化符号作用,论证戏曲自带“市场化基因”,主张通过现代市场手段保存和发扬传统艺术遗产。
原文核心观点摘录:
中国戏剧戏曲作为人类的集体记忆载体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作用。
这里积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是一个深远的文化培育和文化养成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今天的人们愈加重视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均拥有不同表现形式,这些多样性恰恰构成了人类各群体和各社会乃至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特征。中国戏曲是在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大潮中保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其最大的特点是萌发于某个特定地域,带有强烈的地方性特色,并由此提出了一种阐释人类文化的特殊视角。
很长时间以来,世界一直追求宏观、全方位、全球化、共性的文化阐释,忽略了探求地域性、个体性、独特性的文化宝藏。中国戏曲艺术是最具独特性和个体创造性的一种艺术。
追根溯源,不难发现,中国戏曲艺术有着深远的创新基因和市场化基因,这种基因是其历史生命力所在,也必将在今天全球化经济和信息化社会面前迸发出更大的魅力。
公共维度:文化新常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更上层楼(2017年3月30日光明日报)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强调“以民为本”。金元浦教授在此文中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常态:从“政府给什么”转向“群众要什么”;强调分层服务、科技赋能、传统文化融入,体现以民为本的核心理念。将文化创意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结合,拓展了文化的社会功能。
同时,此文论述了在文化新常态下,公共文化服务应以民为本,推进标准化、均等化,并分类满足不同群体(新市民、青少年、老年人等)需求。强调要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新科技,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
原文核心观点摘录: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创造源泉。文化的重要性正日益展现在我国深化改革的方方面面。
首先,这种转变的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亲民、爱民、敬民、惠民。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文化发展成果。这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重要的治国理念和战略部署,构成了文化新常态的牢固基础。
文化新常态是要把文化的根子牢牢扎在群众之中,分析各个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分层分群体服务,细化服务。
文化新常态表现为政府职能在深改中的不断转变。
文化新常态呈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发展的新景观,这是百年来的新变革。
文化新常态,还要用先进的高新科技推动文化的公共服务更上层楼,展示新内容,达到新境界。
价值内核: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复兴(2018年05月16日 04版 光明日报)
进入新时代,国家高度强调“文化自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金元浦教授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贯穿始终,通过本文将其提升至新的理论高度。深入阐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指出传统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其核心精神(如“和”的思想、刚健有为、人本主义等)与理想人格塑造,为当代国家治理、个人修养及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第一,根基论。他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将传统文化从“文化遗产”升华为“精神根基”。这一论述为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政治哲学层面的论证。
第二,精神内核论。他提炼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人本主义、礼治精神,并将“和合”思想定位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这种精神层面的提炼,避免了将传统文化简单等同于“文化遗产名录”的窄化理解。
第三,人格论。金元浦特别关注传统文化对个体人格的塑造,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学、“风骨气节”的理想人格。这一维度将文化复兴从制度层面延伸至人心层面,呼应了当代社会的精神需求。
原文核心观点摘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是广大人民群众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道德准则和观念形成的丰厚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包含在中国人心中的深层信念系统,它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
中国文化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有着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这内涵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指导和推动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和”的思想,“和”即和合、和谐、中和的思想。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甚至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正是在于这种伟大的和谐思想。
结语
金元浦2006年至2018年的学术思想演进,恰与中国文化产业的崛起历程同步。他从国际视野引入创意产业理念,到确立文化发展的战略地位,再到提出“文化+”概念、深化传统文化复兴、批判互联网文化,最终形成了一套立足中国现实、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意义的思想体系。
这一思想体系的深层主线,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确立过程。如果说2006年的《文化创意产业》还在借鉴英国定义、美国数据,那么2018年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复兴》则已完全立足中国文化本位,提出“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从未断流的古代文明”的论断。从引入到自立,从学习到创新,金元浦的思想轨迹本身就是中国文化自觉的微观缩影。
金教授的理论贡献可从三个维度定位:
第一,概念创新维度。“文化+”是继“互联网+”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产业文化概念,既呼应国家战略,又具有学理深度,已被广泛运用于政策话语与产业实践。
第二,体系建构维度。他从战略定位(文化发展也是硬道理)→核心概念(文化+)→分析框架(跨界思维、三层级理论)→个案实践(戏曲、非遗)→价值根基(传统文化复兴),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产业理论体系。
第三,实践指导维度。金元浦的理论始终紧扣中国现实,他对网红、弹幕、VR等前沿现象的即时回应,对公共文化服务、文化走出去等政策议题的深度参与,使其思想兼具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面向未来,金元浦提出的“文化+”理念、跨界思维框架、传统文化转化路径,仍将为文化产业的深度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而他对互联网文化泡沫的批判、对产业伦理问题的警示,也将在技术加速变革的时代持续发挥镜鉴作用。
在从文化大国迈向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金元浦的学术探索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思想财富。他不仅告诉我们“文化产业能创造财富”,更在不断追问“文化产业如何守护灵魂”。这些观点对于当下中国在数字化、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构建文化强国,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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