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特的一生可以被视为一个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个侧影。他那一辈或者上一辈的反斯大林左翼或托派，许多人因为幻灭，而彻底右转。

《沉疴遍地》

在1989年的“苏东波”之后，有人宣称历史终结了。而托尼·朱特说，此后“我们带着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将二十世纪留在身后，大胆地跨入新世纪，在自说自话的、半真半假的事实面前止步：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单极的美国时刻，不可避免地迈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场”。

难道，我们对未来的想象真的已经耗尽了吗？难道，只有当前主导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模式吗？我们能从二十世纪学到什么教训呢？这是朱特在过去十年的主要关怀。他相信我们不能遗忘历史，而值得我们追求，或者捍卫的制度，既不是已经宣称死亡的共产主义，也不是过去二十年支配全球但在2008年受到重挫的新自由主义——意指“对不受约束的市场的毫无批判的崇拜，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对无限增长的幻想”的教条，而是二十世纪战后到七十年代中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民主。

1968年，中国人民举行游行，声援法国的“五月风暴”。

《沉疴遍地》中说，“社会民主不代表一个理想的未来，甚至也不代表一个理想的过去。但是，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选择中，它要优于任何其它选择。”

出身英国伦敦的工人阶级家庭，朱特是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始终是反极权、反斯大林的。

在他青少年时，父亲让他读了许多马克思典籍；到了大学时期，他更认清吸引他的是理论家和分析家马克思，而不是革命者马克思。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左翼阵营中与极权主义进行思想搏斗，但他却没有像部分人那样走向右派，而成为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在学术上，朱特的博士论文和早期研究都集中在法国社会主义史，而到1990年代才转向法国左翼的思想史。在政治上，当1968年扬起学运风暴时，二十岁的他就在“革命现场”：伦敦、巴黎和德国，并和其他人一起走上街头。但一方面他不信任学生作为革命主体感：“我残余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让我直觉地怀疑学生可以作为一个（乃至唯一的）革命阶级的可能性。” （《沉疴遍地》,166页）另一方面，相比于他们的东欧同伴，他也感到惭愧：他说西欧人谈着反叛，但这些反抗是为了什么，又付出了什么代价？“我们之中某些勇敢的灵魂可能会去坐牢，但很快就可以回家吃中饭”，而“对革命有兴趣的人应该去布拉格，因为那是那个时代欧洲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或者华沙，因为在那里和我们年轻的同代人冒着驱逐和囚禁风险去追求他们的理念和理想。”

1980年代，他真正去了一趟东欧，和米奇尼克、哈维尔等人碰面，对他造成更大冲击。他最后一本书的合作者Timothy Snyder 说，对朱特来说，这是一趟心灵之旅。

1987 年，朱特从英国搬去纽约，从一个专业历史学者逐渐转变成一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1992年的著作Past Imperfect中，他严厉批评巴黎左岸的知识分子如萨特对斯大林和苏联体制的盲目拥抱，甚至批评法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缺乏公共伦理或政治道德。但也有论者指出，朱特扭曲历史证据，因为萨特对斯大林和苏联入侵匈牙利是有批评的。1998年的著作《责任的重负》中的主角仍是法国知识分子，但却不再是他的批评对象，而是颂扬的对象：布鲁姆、加缪和阿隆，他们三人分别起身对抗三种从一战后到1970年代中期形塑法国公共生活的“不负责任”：政治的、道德的和知识的。

2005年，《纽约书评》刊出朱特的文章“好社会：欧洲vs. 美国”（后收入《重估价值》），强调欧洲的社会民主模式才是真正“好社会”。几个月后，他出版重量级著作《欧洲战后史》，除了历史分析之外，主要信息也是强调欧洲社会模式的优越性。

他生前最后一本书，2010年的《沉疴遍地》是一本小书，但也是一本政治宣言：要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并且以社会民主作为我们未来的前行方向。

朱特的一生可以被视为一个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个侧影。他那一辈或者上一辈的反斯大林左翼或托派，许多人因为幻灭，而彻底右转。

最著名的思想群体是所谓的“纽约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群1920年代出生的反斯大林左翼青年，包括Irving Howe、 Daniel Bell、 Irving Kristol等人；到了战后的冷战时期，Irving Kristol更向右转，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教父，Irving Howe却是坚定的社会民主派，并且创办了美国的左翼杂志《异议》（Dissent）。

朱特检讨了年轻时的理论偏好。他相信，作为一种激进政治的理论，斯大林式的左翼思想早就随着斯大林而死去。

在他批评或许同样知名、但却始终是英国共产党员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文章中，很能看出他的批判：“霍布斯鲍姆拒绝直接面对邪恶，拒绝咒骂邪恶，从未对抗斯大林和其著作的道德传统和政治传统。”

他认为霍布斯鲍姆并没有庆贺“自由世界”战胜了苏联，反而是对世界提出了警告：“面对罗莎·卢森堡所说的社会主义和野蛮状态之间的选择，这个世界将会后悔他们选择的反对社会主义。”然而，朱特说，“霍布斯鲍姆梦想的社会主义早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这很大部分就是归咎于他所信奉的主义的野蛮的独裁倾向。”

“对于左派来说至关重要的价值和制度——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到公共服务的提供作为基本权利——而这些问题现在都受到攻击——都与共产主义无关。”（霍布斯鲍姆在朱特过世后，回忆朱特的文章说：“他对我写了一段最无情的攻击文字，且被美国右翼媒体广为引用。”）

朱特又说：“长期以来，左派一直在内部刻意躲避直接面对共产主义的问题。那种反－反共产主义——在1989年前是希望避免支持冷战斗士，之后是避免支持那些历史终结论的胜利主义者，几十年来危害了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思想。”

是的，苏东式的共产主义在上世纪八十年末瓦解了，但是西方知识界却没有提出新的改造计划，只是恭喜自己赢得了冷战，结果是“1989-2009年的二十年被蝗虫吃掉了”。朱特在《重估价值》的序言和《沉疴遍地》两本时间接近的著作中，都一再指出这个问题（甚至同样使用蝗虫的比喻）。

他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出现了深刻的错误，而我们似乎无法想象另一种可能。”

这是他的核心理念：

如今我们带着先入之见来回顾20世纪，将它看作一个政治极端、悲剧性错误、方向选择错误的时代，一个谬误的时代，谢天谢地，我们现在从那里走了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就不会陷入谬误了吗？我们改为膜拜私有部门和市场，不就是简单地逆转上一代人对“公有制”和“国家”或“计划”的信念吗？说到底，主张一切事务和政策（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必须依靠全球化经济， 它那无法避免的法则，以及它那贪得无厌的需求，这比其他任何事物更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确，这种对经济必然性及其铁的法则的崇拜，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前提。

也因此，人们在扬弃左翼思想时，也不应该跌入市场膜拜的教条中，更不该让社会民主的理念与苏东式的模式一起进入历史的尘埃。

社会民主曾经在战后的世界，提供西方一个经济稳定、社会相对平等、政治民主的体制，而“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为了公共利益进行公共行动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如今这一切都瓦解了。

而要进行社会民主计划，首先必须再一次学会“思考国家”，并解除西方根据冷战的胜利而产生的偏见。

尤其，“我们进入了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而恐惧——对变化的恐惧、对衰退的恐惧、对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惧——正在腐蚀公民社会植根期上的信任和相互依赖。”（《沉疴遍地》，第7页）面对这些恐惧与不确定，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提供的社会服务，更为重要，“对我来说，恐惧的重新出现，和其政治后果，是支持社会民主最有力的论证。”

《沉疴遍地》或者朱特的社会民主思想，在当下是特别具有意义的。他对现实思考的重新出发点是后冷战时代。进入1990年代之后，如同西方，中国市场力量变大了（但当然是中国特色的），民间出现对自由市场的崇拜和大批哈耶克的信徒，希望政府越小越好。一如朱特所提及，“东欧年轻人误认为经济自由和干预性国家是互相排斥的”。虽然事实上，国家对市场的某种介入并不必然代表减少人们的经济自由，乃至政治自由（可以参见周保松就“市场、金钱与自由”主题的系列文章）。

但自由派的担忧与欲望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当下的现实就是国家掌握着巨大经济资源，自由市场派担心一旦主张扩大国家在管制市场和介入重分配上的职能，只会扩大国家的权力，壮大背后那只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治之手。

另一方面，左翼的语言又被老左与新左派所绑架，缺乏进步性。尤其在九十年代谈强化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具有社会学和现实上的意义，但不幸的是，这些提倡者最终被证明是支持体制的新国家主义者。

于是中国似乎只有国家左派与自由市场派两种主要叙事。

但无论如何，朱特期待的“重新思考国家”，是以政治自由为前提：“我的目标之一，是建议政府可以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论证，既然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与我们同在，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将是有益的。”在西方，朱特说，“当代对经济自由的崇拜，结合日益增加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只会导致降低社会服务和减少经济管制，但却会伴随着政府对通信、运动和舆论的监控。这是西方形式的‘中国资本主义’。”这个提法非常有意思，但却未必对，因为中国的现实并不是如此；西方形式的和东方形式的还是有巨大差别。

即使人们不再相信乌托邦，但是也不能让市场决定一切资源的分配、组织我们的公共生活。国家对市场的管制，和进行再分配来维持社会团结是重要的，但这样的国家体制必须被制衡、被监督。朱特说，西方社会民主的困境之一是，由于极权主义已经消失，所以强调民主是多余的。“如今我们都是民主派了。” （《沉疴遍地》, 104页）